读《昨天的云》，常常会很感慨，就是许多历史细节，假如我们的长辈不记下来，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了。而且，记录者真的还需要有王鼎钧这样洞穿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

这让我想起很久前看过的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我喜欢那本书也喜欢葛兆光在书前的“小引”。葛兆光是何兆武在清华的晚辈同事，他的“小引”令我想起自己同样的心结，我们试图了解和理解我们的父辈。

何兆武和王鼎钧的回忆录最后都在大陆的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王鼎钧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我想，这和王鼎钧一贯的中性风格有关。

何兆武的《上学记》是另外一种自律。我能看到文字背后几十年政治运动的磨练，养成慎言慎行的本能，那种字里行间的小心谨慎，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在每一个细微说法和句式之间，敏锐感受。

这就是我们熟悉又不那么熟悉的父辈。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后半生，我们难以想象他们那个截然不同的前半生。我们熟悉他们用词遣句中避险避祸的每一个动作和背后的考虑，我们因此失去他们没有写出来的历史故事。

让我想起《上学记》，是因为王鼎钧回忆录里有一段很好玩的故事。他提到自己要经过学力测验插班进小学，最后“只是由校长王者诗先生口试了一下。那时抗日情绪高涨，学生天天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校长随机命题，问‘北望满洲’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孩子回答的是：“很悲痛的看一看东北三省。”“校长很惊讶的望了我一眼，告诉我没有答对，可插班批准”。

原来，校长觉得他“错得很有道理”。

我一直在想，这“错”，可能是方言惹的祸吧？后来台湾的国语，大陆的普通话，都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北”和“悲”的发音就有明显区别。不过到我们读小学，虽然政府推行普通话已经很多年，大部分乡村小学，甚至大城市的某些移民聚集区，老师还是会使用方言教课。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吴佩孚的《满江红》：“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外族任纵横，风尘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夺，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

王鼎钧回忆着自己当年刚进小学，歌词还半懂不懂。“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王鼎钧说“这两句很响亮，深入人心”。

我小时候“童谣”的一部分，也是抗日老歌，这一部分来自学校教育，一部分来自父辈的抗日情结。很惊讶，这唱遍全国的歌、被校长认为未入学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歌，我怎么没有被教唱过。怎么到了我这一代，只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样的呢。后来想想，在我们非黑即白的童年，吴佩孚是军阀，说他抗过日或者有过“正确的念头”都算是政治不正确了。

问题是，还有最后两句：“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很好玩的是：“吴大帅虎符在握的时候，曾把他的这首词分发全军昏晨教唱。那时的士兵多半不识字，问长问短，官长解释说，他要打鬼子。”

“打鬼子，好啊，可是念弥陀做什么？”

“大帅说，打倒了东洋鬼子，他上山出家。”

“士兵们愕然了，他们说，大帅打倒了鬼子，应该做总理、做总统，我们以后也好混些，他怎么撇下咱们去当和尚？他当和尚，咱们当什么？”

“大帅是想用满江红提高士气的吧，他知道后果吗？”

我不知道吴大帅“蓬山游，念弥陀”的“言志”有多少诚意，只觉得士兵们的反应很好理解，好像我们看到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人当什么的，鸡犬升天，还不要说是提着脑袋跟你流过血。

所以，我们就是已经到了今天，读华盛顿将军两百三十年前打完仗了就真的“解甲归田”、真的回家了，还是要揉一下眼睛，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看花眼了。

吴佩孚的满江红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上学记》。1921年出生在北京的何兆武，他的童年还是北洋军阀时代，他回忆说，“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各系的军阀纷纷争着占领北京，今天这个军队来，明天那个军队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一系的……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排队唱着军歌”，军歌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呈英雄”。

何兆武说，“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就是《三国演义》了。”何兆武说，“再比如国歌，中国古代有个《卿云歌》：‘青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看到这样的军歌国歌，感觉真是个天真的少年时代，以后再也没有了。

民国初年，骨子里的中国还很古代，军阀为各自的利益混战，却没有想到思想控制，就给各路思想一个充分发展的机会。

何兆武说，北洋时期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就真的可以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

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的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令人好奇。

这也让我想起美国的大学，细想一下，好像是从“宗教意识形态”走向“自由状态”，也就是什么观点的教授都有，想教什么教什么。

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是哈佛大学，建立在1636年。哈佛是私立大学，却是由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立案促成。以前觉得，美国人怎么1636年就会想到要办大学。更何况，那是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美洲才十六年，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吧。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还不是美国，只是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这些移民只是换了个地方，他们还是欧洲人、英国人，他们承袭母国的思维，大学当然是一定要的。

既然追到英国历史，就没什么奇怪了。英国的牛津大学，说是在十二世纪就开始了，那是哈佛大学的五百年前。而牛津大学的起因，是因为1167年的英法关系恶化，英王亨利二世一怒之下，不准英国学生去巴黎大学读书，才有了牛津大学。

这意思是，巴黎大学就建得更早了。但是英国人争执说，牛津的教学活动在十一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英法交恶之后更快发展了而已。在巴黎大学之前，还有1088年在意大利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再追下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希腊建立的雅典学院，那就是西方大学的雏形了。一点没有夸张，那里有柏拉图教着哲学，还有数学和天文学课程，有动物学和植物学。

今天到梵蒂冈，耐心一点排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拉斐尔那张迷人的巨型画作，《雅典学院》。我很幸运，看到了《雅典学院》，还去了他在乌尔比诺的家。想一想，这一幕颇为动人。近六百年前的1509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请了拉斐尔来梵蒂冈，带着他来到墙面还留着空白的大厅。接此重任的拉斐尔，那年才二十六岁。十一年以后，三十七岁的他，就去世了。

二十六岁，一个画画的艺术家，站在大厅中间，围着他的是空白的四面墙，他站在那里，构想了歌颂神学的《圣礼之争》，构想了赞扬诗歌艺术的《帕纳巴斯山》，构想了表达法学的《三德》，还有，《圣礼之争》对面的，《雅典学院》。

《雅典学院》象征着理性、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画面里，创建学院的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中心，还有一大群西方的著名科学家和学者，托勒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亚历山大大帝偏于一隅。他们在争执，在辩论，学术自由如风。

我想，拉斐尔一定被自己建造的“雅典学院”打动了，那不是几幅画，这是整一个西方文明。画家不由自主地，在画面的右下角，那个角落里，画进了他自己。站在这幅壁画前，我只能说拉斐尔是个哲学家。

而这里是梵蒂冈，天主教的心脏，那是文艺复兴的年代，但距离天主教真正走向宽容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一届届主教轮换，他们都能够赞赏《雅典学院》。也难怪今天的梵蒂冈会有世界一流科学家聚集的教宗科学院，可以讨论一切科学议题。

传统的西方大学，它们最重要的课程都是宗教，几乎都像是教会学校或者是半教会学校。如此源远流长的大学传统，北美移民看着自己蛮荒的新家乡，不建一座大学说什么也不能安心。他们只是照搬了原来的生活到这里。原来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里面，就有大学。

哈佛的主要管理者都会回去母国的牛津学习。哈佛大学并不是一个教会学校，但是一任任校长都是清教徒，毕业学生的去向也常常是神职人员，一直要到十八世纪初，它才摆脱清教的影响。哈佛大学开始世俗化，要等到十九世纪初，那时，殖民地也已经脱离英国，自己是美国了。

美国刚刚建国，就有了建立公立学校的概念，第一个建立公立大学的议会决议是在1785年1月25日，就在我住的佐治亚州，在此之前，州政府已经给这个未来的佐治亚大学预留了4千英亩土地，接近两万五千中国亩。

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公立的中小学，对美国教育颇有研究的沈宁曾经写过一本书介绍美国的教育，里面有这样的数据：“马萨诸塞州于1852年首先通过州立法，保证全州所有儿童接受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

最早的北美殖民地从英国运来教材，十七世纪末，在波士顿印出了北美洲的英国教材翻版，渐渐地，有了美国，也有了美国自己的课本。“19世纪末，美国公立中学的数目，超过了私立中学”“1890年，美国中学生人数约为二十万，1910年就达到一百万，”1920年两百万，“到1940年，美国人口50%以上的成年人都已经拿到高中毕业文凭。”

教育是一回事，怎么教育，又是另一回事。美国的私立学校自然是自作主张，“公立学校”的意思，也只是联邦或者州政府给教育经费，公立学校“不可能统一教育制度、系统、标准和考核”。

要论“意识形态”教育，美国课本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在中小学。私立教会学校，宗教是重头戏；公立学校只有公民教育，告诉孩子，这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何兆武描述北伐时期对大学的“放任自流”、“没有意识形态”，是前现代的自然状态，就是还没有想到什么现代意识形态的概念，没有“进”到这一阶段。而西方世界的自由教育，是持续千年思考的结果，维护自由就是他们要教给学生的“意识形态”。

所以，沈宁那本谈教育的书，名字叫：《培育自由》。

林达：美籍华人作家，著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品、《西班牙旅行笔记》、《像自由一样美丽》等。

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1949 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 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之后定居纽约至今。王鼎钧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近四十种。从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到1975 年《开放的人生》，再到八十年代初期《作文七巧》，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台湾销行极广，至今不衰。自七十年代末期起，王鼎钧开始了《碎琉璃》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1988 年《左心房旋涡》出版之后，更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从1992 年至2009 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萧友梅（1884～1940），字思鹤，又字雪明，广东香山县石岐镇兴宁里人（今中山石岐区兴宁里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音乐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原题《读王鼎钧随感（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