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变革力量是来自无数微小的学习型组织。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做客腾讯思享会，于北京彼岸书店研讨郑也夫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国教育问题由来已久，那么多年来一直成为社会各界众矢之的，希望能破解教育难题的研究，我想归纳为三种比较主要的见解：

第一，文化决定论。传统文化、科举文化、望子成龙、独生子女等，千百年来改变不了，文化决定了，这是一个深刻的传统。

第二，制度决定论。今天学校所有的弊端，郑也夫说学校没有自主权，学生没有自主权，所有问题都可以推到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至少先推到高考制度，高考不改，什么也没用，高考要改就得要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就得改政治体制，没用，十六大到十七大，十七大到十八大，十八大决定刚出来，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三，环境决定论。中国整个社会性的贫富差距很大，教育中很多病态只不过是社会中的折射，很多溃败，要求教育独善其身,好像也不现实。所以要一块改，制度不改，让教育改是不行的。

这三个主流理论毫无疑问有一定的道理。我说这三个理论时，已经站在挑战这种理论的立场上、观点上，这个理论最大的一个毛病是把每个公民置于袖手旁观的骂客或者看客的地位。这是制度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无能为力。

另外，围绕着这么一个制度和社会环境，总有一些地方能够打破这种关系，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来，这些地方文化传统、决定性因素难道就不存在吗？比如山西晋中、安徽铜陵、邯郸等，他们对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甚至包括杭州和成都整体都做得比较好，所以说这种事真的不是无解的，如果永远袖手旁观就寸步难行。

所以我们需要一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文化更新，建立一种教育理想共识。现在没有共识，只有对现状不满。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考一个好大学，上个重点学校，如果这些是理想的话，就不用改了。

如果清华、北大就是理想的话，也不用改，那么多年都没有进入世界前100名，香港这些学校差不多都进入了世界前50名。我个人认为对于新教育文化的更新和启蒙很重要，如果永远沉溺在分数至上、考试至上、望子成龙的文化中，校长、市长、家长以这种东西要求学生是不可行的。

不过这个情况有些地方、有些家长开始改变。

为什么今天比过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谈好的理想教育？因为中国教育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发展阶段来说整体上已经度过了极其短缺、贫困、供不应求的阶段，现在中国高考，30个省的平均入学率是75%，差不多有10个省高考入学率超过90%，很多学校没人报名，造成浪费，已经到这个阶段。

中小学更不用说，中小学的根本情况是教育经费大幅度增加，学龄儿童减少，比十年以前减少了1/10，还要继续减少。

那为什么反而没有可能好的教育，反而对学生越来越不宽松了？

这些东西真正令人深思，我把它称之为中国教育中的“规律失灵”现象，和规律不符，按道理说财力大幅度增加应该实行人性化的教育，但却相反，学生负担越来越严重，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高校扩招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加强：拓宽了独木桥，极大改善基础教育，但现在独木桥已经拥挤不堪。

当时马丁·特罗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在校大学生占18-21岁青年的比例低于15%是高等教育的精英型高等教育阶段，15-40%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40%以上是普及化阶段”。我们在2012年进入大众化的下线，超过15%。还有一句话是“量变引起质变”，由于高等教育面向大众，人口大幅度增加，所以高校教学、培养模式要改变。

我们没有兑现，现在的问题是数量翻了几番，模式依然陈旧，全世界普遍规律在中国成了问题。所以中国的教育病很多，病入膏肓，但有时候走出北京能看到一些亮点，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

前天我刚从山西回来，山西大范围做学生自主课堂的改革，把课堂上的时间、空间还给学生，以学生自学为主，以前说老师讲课10分钟，现在不到10分钟，不以教师讲授为主，以教为主转为以学为主，山西小学、初中、高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3左右，而且大幅度提高信息教育。

我们还参观过山西省级示范中学，以前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学到知识，上课打瞌睡，没有效率。现在转变方式，学生有活力了，有精神了，而且把课堂建立在学生小组基础上，把自由还给学生。

现在引入电脑，每个教室放几台电脑，有什么问题马上搜索，不用老师讲，学生们很积极地自主学习。他们建立在全新的概念上，我称之为“学生自主课堂”，当地称之为“学院导航课堂”。

第二年高考完，校长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今年二本以上的上线率比去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这是改革的效力。正因为能够明显地改善教学质量，所以成效非常明显，大面积提高。

中国教育一方面有很多无奈、很多难解之谜，但另一方面很多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做很多探讨，包括多样化教学，一开始大家对民办学校寄于很大希望，但现在做了那么多年，民办学校真正实现多样化的并不多，都实行大一统，以政府评价和社会评价为标准，因为若不以这两个为标准就办不下去，所以很多民办学校比公立学校还要严格，因为要吸引学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2月份做了一次国际讨论会，其中一点是在家上学：把小孩领回家请家教或者自己教，这在全球是一个潮流，学习效果特别好，因材施教，也不用起早贪黑，而且家庭老师面对的是几个学生，非常细致入微地关注每个学生的差异性、成长，在现在中国越来越多高学历白领家长开始走自主性道路。

就我们的调查而言，全中国8000多个儿童走这样的路。家长自主式微型学校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权利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重视。我们21世纪研究院越来越推崇自下而上的自主的、分散的、局部的、零碎的教学改革，我们相信这种努力是今后真正改变教育的底层力量，用日本学者的话说是“静悄悄的革命”。

我们总希望政府拿出一个完美无瑕的方案，大家照章执行，完全就改变了，殊不知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改革，几乎多是轰轰烈烈开始，无疾而终，这是因为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影响因素非常多，而且复杂系统真正的变革力量是来自无数微小的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课，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进入这个行业，自主地应对和解决问题，逐渐构成一个学习型社会，如此才能够从整体上进行这个问题。刚才是从理论性角度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此文稿依据录音整理，未经讲者审阅，转载请务必注明：腾讯思享会。

杨东平，男，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

马丁·特罗（？—2007），博士，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马丁·特罗在1962年首先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概念，1970年提出“普及高等教育”概念，1973年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三阶段论，至此产生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存在不同的相关性；大众型与精英型高等教育并存；多样化发展与传统教育理念产生冲突；进程是有国别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