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老师影响学生的一生，这种影响力会恒久存在，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影响力会止步何处。

虽然我们都知道好老师对学生非常重要，但我们却缺乏实证研究和数字对此的强有力支持。

在美国，已经有一些权威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用令人惊讶的数据结果告诉我们——“好老师，非常值得拥有！”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托马斯·凯恩（Thomas Kane）教授，领导着一项由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三年研究发现，一名通过其学生的考试成绩所确定的不合格老师，能够把一名学生的教育进步推迟9.54个月。

而且更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不合格老师仅仅教学生一年，就会致使学生一生的收入减少5万美元。

2011年12月，哈佛大学的哈吉·切提（Raj Chetty）教授和约翰·N·弗里德曼（John N. Friedman）教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约拿·E·罗科夫（Jonah E. Rockoff）教授共同领导一项研究，对美国过去20年中的250百万名儿童和年轻人的学业成绩与收入进行了系统研究。

通过检查研究对象的学校记录（档案）、考试成绩、纳税申报单、父母特征和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状况，使用了有争议的“加值测量评估”（value-added measures，VAM）工具控制种族和贫困率变量，结果三位教授发现，用一名优秀老师替换一名表现不良的老师，能够显著增加学生一生的经济收入——每间教室平均高达25万美元。

这三位常春藤名校教授在《教师的长期影响：教师的附加值与学生成长结果的对比研究》（The Long-Term Impacts of Teachers: Teacher Value-Added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Adulthood）一文中，首次公布了他们的这一研究成果，立即引发全美教育界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和激烈争议。

三位教授认为，所谓的好教师可以称为“高附加值教师”（High Value-Added Teachers，HVA教师），即那些尽职尽责提高学生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教师。这样的教师一般每所学校只有不到5%，因此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学校的“明星教师”（Superstar Teachers）。而那些不优秀的教师则可以称之为“低附加值教师”（Low Value-Added Teachers，LVA教师），他们大致在全校教师的倒数5%之内。

为了更好地开展实证和数量化研究，切提、弗里德曼和罗科夫以分析学区的数据为主，选取了250万个从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对四至八年级学生有显著影响。平均而言，教师的附加值如果能够在一个年级提高一个标准差，那么到学生28岁的时候，他们的薪水就能够提高1%；如果把一位附加值排在倒数5%以内的教师替换成一位达到平均值的教师，就会提高学生终生的收入。

这一研究还表明，无论学生的水平有多高，也不管学生家长的收入有多少，只要有一位好老师的出现，学生在未来的收入都会有一定比例的提高。一位小学生一年哪怕只遇到一位好老师，到成年时，他们的收入每年就能递增。当然，由此推而广之，显然好老师也就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而且该研究还显示，“高附加值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是正面的、重要的、长期的。凡是拥有“高附加值教师”的学生，都更愿意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他们的薪水自然会更高，并且愿意选择生活在发达的居住区，也会主动积攒养老金。切提、弗里德曼和罗科夫强调，从大的测量谱系来看，这些人之所以比较出色，就是由于他们在小学拥有一位“高附加值教师”的缘故。

引发争议：不能仅用学生分数评价教师

切提、弗里德曼和罗科夫的这一研究成果一经公开，就引起了美国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争议。支持者对此研究持赞赏的态度。但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最大的反对者——美国教师联合会（保护教师权益的全国性教师工会）的意见，也值得各方认真听取和对待。

首先，切提、弗里德曼和罗科夫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且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有可能会令不少教师因为学生考试成绩不佳而遭到不公平的解雇。

其次，由于学生的学习成绩受到包括其家庭的背景、个人的才智、自己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说，无论学生成绩好坏，都不能仅仅归咎于教师。

再者，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学生的家庭教育应该更为重要。对此，美国教师联合会认为，家庭才是对学生影响最大的地方，而学校所能做的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反对把注意力单单集中在教师质量上的研究。

显而易见，反对者主要是教师团体，因为这一研究成果会直接导致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甚至末位淘汰，从而增加了全体教师的身心压力。

不过，抛开教师利益，理性而言，仅仅靠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评判老师，的确存在很大争议。怎样评判一个老师的价值，这一问题不仅在我国着实是个难题，而且在美国今天的教育改革之战中也非常棘手。

在美国，现在通常是用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评判一个老师的价值，亦即测量、评估一个老师的有效性。但是，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已经开始质疑作为教师有效性测评之基础的考试和评价的有效性。

近20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注重用量化考核强调考试和问责。

○1994年，克林顿政府开始要求各州开发他们自己的某些科目的标准化考试。

○2001年入主白宫后，乔治·W·布什总统进一步推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NCLB），强调考试的重要性和问责（accountability），用学区、州、全国考试测量学生的“适当年度进步”（Adequate Yearly Progress，AYP）。

○2009年至今，奥巴马政府在小布什的基础上实施“力争上游”教改计划（Race to the Top），进一步鼓励各州用学生的考试分数评价教师的绩效。

时至今日，美国大多数州都已经有了或者很快将拥有与终身职位、解雇决定、绩效奖金捆绑起来的教师评价。

不过，近20年来，美国的教育改革一直伴随着争议。

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得克萨斯州、田纳西州和纽约州的老师，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诉状，他们认为对学生考试分数的期望对老师们是不公平的。

在新墨西哥州，老师们已经通过示威游行表示抗议，他们呼吁更好的课堂内支持和工作培训。

并且许多人还争辩说，聚焦于冷冰冰的统计测量的政策，并没有考虑到与贫困和暴力抗争的孩子们所在的社区里的学校教学的现实情况。

理性地想一想，这些看法的确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一些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些看法。

○2014年4月，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ASA）发布了一个声明，对“加值测量评估”是否适合于测量一个老师对一名学生的教育的全部价值提出质疑。

○2014年5月，权威的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发现了老师的“加值测量评估”分数与他们的实际技能之间存在极其微弱的相关性。

○2014年7月，美国联邦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发现“加值测量评估”分数的变化与考试实施的时间或孩子们是否被分心密切相关。

对此，美国有关方面已经采取了行动，防止老师被学生的考试分数不公平地“绑架”。

○2014年6月，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呼吁全美各州暂停把教师评价与基于“州共同核心标准”的考试成绩联系起来，直到2016年。

○2014年8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宣布各州应该推迟两年在教师评价中运用学生考试成绩。

○2014年10月，全国性的教育领导人组织“首席州学校官员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CCSSO）和“大城市学校理事会”（Council of the Great City Schools，CGCS）呼吁全美各州和学区的领导人削减不必要的考试和考试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