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导读：1月30日，袁部长一篇“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在新闻通稿中被简略为“四个决不”，其中“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被诸多网络媒体引为标题，广泛传播，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原文是“坚决抵制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而不是“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

部长的委屈

近期，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下发和传达，袁部长的几番讲话和文章，把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月30日，袁部长一篇“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在新闻通稿中被简略为“四个决不”，其中“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被诸多网络媒体引为标题，广泛传播，引起轩然大波。有好事者，还搜出袁部长在几年前表示对西方教材的输入持乐观态度的言论，以示打脸。

2月2日出版的《中国教育报》，将袁部长的这次讲话原样刊出，其中提到教材的内容，完整表述为：“要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防范对外开放条件下办学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努力在斗争中把握主动，赢得优势。……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原来是坚决抵制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而不是“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袁部长的原意，在现有的政治话语中是相当“平稳”的，既强调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又强调了“抵制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但这种政治话语正确的表述，在网络的传播中，却被简缩成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决不”。

这里需要厘清的是，不是说我们抵制西方错误观点，就是不开放了。这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的。要树立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肯定不会支持所有的观点，一定会有我们所反对的观点，但要发展，就一定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一带一路”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如果我们不想开放，何必如此大费周折？

断章取义，往往是网络话语的通病，恐怕袁部长也是有苦难言。

意识形态

不过，这也绝对不只是一次“误会”。联想到之前同样被网络舆论围攻的徐岚女士，也是小小的一篇文章，就碰到了大麻烦。

笔者且不论攻讦者是如何以偏概全，意气用事，但这种“欲灭之而后快”的戾气，早已失去了一个辩论者应有的风度。这两个近期舆论场上的大事，足以成为我们观察当下意识形态领域困境的一个窗口。

一提到意识形态，很多网友可能下意识地产生一种排斥。从小到大，我们的政治教材里不断充斥着这四个字，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灌输”二字，加上大段大段的背诵应试，苦不堪言。但你不得不否认，在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又无处不在。

从潜在的层面讲，意识形态是对事物的一种理解和认知，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因为我们生来是“社会人”，所以，意识形态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事方式。

比如，两千多年前儒家的一套“仁义礼智信”，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意识形态。只要你生在这个国度，这套意识形态是与生俱来的，可以算作文化基因。

从显在的层面讲，意识形态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理解和认知。具体来说，就是你怎样认识这个国家、社会，还有政党。这个是我们常说的意识形态的概念。

近日，笔者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谈“亚洲模式”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们现在仍然深陷于“民主”和“专制”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认识世界。

所以会继续争议：比如某某国家是民主的，某某国家是专制的，因此，一个是正义的，一个是邪恶的。你是不是觉得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很熟悉？没错，冷战的时候，东西方的很多政治观察者都是这样来看世界的。

但事实上呢？时代的发展远远复杂于“民主”和“专制”两个简单的概念。美式民主和英式民主，普选制民主和政党制民主就有很大不同，开明专制、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等等，都是千差万别。用两个头脑中的概念想把复杂的世界一分为二，未免太过儿戏。

所以，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很多人看不懂中国的发展，原因就是头脑中的这套意识形态已经out了。

说到这，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注重塑造意识形态了，因为它的核心就是解释权。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都面临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实践中，选票是合法性来源，代表人民的认可。但在中国的现实操作和政治传统中，选票只具有阶段性的意义，长期的政治效能才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

政治效能

什么是政治效能？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说白了，就是你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起来，让国家强起来。无论你在竞选台上多么口若悬河，信誓旦旦，对不起，中国老百姓就是这么任性，只认实效。

这个是做好中国意识形态工作最大的背景。执政党如果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才会动摇老百姓的信念。从三十多年的发展看，中国执政党的政治效能是得到认可的，尽管中国的这套发展模式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回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袁部长和徐岚女士一碰到意识形态问题，就遭到这么激烈的反弹呢？想要偷懒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用“一小撮”、“别有用心”等字样来搪塞舆论，但笔者说过，众声喧哗，是今后舆论场的常态，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其实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但我们做得好，却讲不出、讲不明白。而现在的舆论格局是，你说你是对的，那你最好证明给我看。所以，如果我们没能总结出几条道道来，开口闭口还是过去的那套斗争理论，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是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强大的解释力。如果一套理论，只是停留在课本里，天天让人死记硬背，却无法解释新事物、新现象，那真是“一把火烧了了事”。

笔者一直坚信伟大的理论一定有伟大的理由。比如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阐述，对如今被资本控制的世界，依然具有批判意义，怎么说过时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塑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让自己的解释权变得更加强大。

当然，对于这次袁部长和徐岚女士遇到的困境，也有分析者归结为左和右，以为这次争议反映了“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的舆论对立，但这都是以事先拟好的标签，人为划定阵营，未免草率。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早已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开放与发展的同时，如何树立中国的主体性，而意识形态，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这是中国凝聚发展共识不得不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