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材到底什么样？对“孔融让梨”“愚公移山”等传统故事的多元解读究竟带来了什么？多媒体、慕课（MOOC）在语文课堂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百年语文的回顾与展望”首届语文教育论坛12月21日闭幕。两天的论坛期间，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等著名学者和著名教育家于漪等不约而同地对当下语文教学中的“时髦”现象开炮。

时髦一：鼓吹民国教材

孙绍振：幸亏我在民国时期上过学

谈到最近一段时期的“民国教材热”，今年78岁的孙绍振颇不以为然。“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民国的语文课本比今天的编得好。还有一些学者在鼓吹，民国教材选的都是美文，在选文上也比今天要高明。”

“幸亏我在民国时期上过学，当时学的很多东西也还记得。”孙绍振回忆说，当时的课本，很多内容不仅称不上美文，而且蹩脚文章不少。

孙绍振回忆说，自己读小学四年级时，第一课就是蒋介石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当时选的哪里是美文，大量课文是时文！”

孙绍振还即兴背诵了几段小学课文。从今天的眼光来打量，这些选文不仅没有文学性、不贴近生活，而且有些还夹带着方言，让人读来有些摸不着头脑。“美化民国时期的课文是胡扯，毕竟当时很多批判的文章今天还在呢！”

至于近来流传甚广的《开明国语读本》，孙绍振则表示，这并不是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是“读本”，也就是课外读物。名家之所以编这套读本，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太糟糕。

孙绍振说，语文教材确实不好编，如今问题也不少，但并不能因此就“把歪理当真理”，接受一些无端的指责。

“还有一些学者和书商，一边攻击学校的语文教材，一边组织编写给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看，也不排除背后有经济利益的因素。”

时髦二：传统故事重新解读

孙绍振、于漪：这是脱离文本的过度解构

“孔融让梨是否剥夺了其他兄弟谦让的机会？”“愚公移山是否破坏了生态环境？”……当下不少传统故事都被重新“多元解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孙绍振表示：“这种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在如今的课堂上似乎是被鼓励的，学界不少人士甚至认为，在教学方式上，中国老师要向美国老师多学习，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但在孙绍振看来，诸如美国学生对于“孔融让梨”的很多讨论，这种对文本的“多元”解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文本的解构——是一种脱离了文本的解读。

“这是西方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思维不能划等号。如果说这是批判性思维，那么我们老师们在全盘引进、模仿西方的教学方式前，是否也应该对这种‘批判性思维’进行一下‘批判性思考’？”孙绍振说。

于漪也认同这种看法，在她看来，这种多元解读是用解构主义的办法把我们的很多传统文化进行了脱离文本的误读，语文课堂如果一味照搬，就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表现。

时髦三：多媒体、慕课（MOOC）等高科技

温儒敏：滥用多媒体会伤害孩子阅读兴趣

陈平原：慕课是“不因材而施教”

现在不论什么学科，也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大学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运用已经司空见惯。对此，温儒敏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我并不看好语文课上使用多媒体，甚至认为现在滥用的多媒体，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

温儒敏表示，他最近到一所中学听课，没有黑板，就用先进的多媒体屏幕，需要什么照片或材料，只需在上面点一下就都出来了。比如讲曹操的《观沧海》，什么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等，全都是从网上下载拼凑的，老师讲到那里，在屏幕上点一下，就都出来了。

“现在的语文课不断穿插使用多媒体，虽然很直观，可是把课文讲解与阅读切割得零碎了。学生的阅读被挤压了，文字的感受与想象给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过多依赖多媒体，还会制约老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很多老师得了“百度依赖症”，什么都依赖网上给结论，有结论没过程，思想容易碎片化、拼贴化。

温儒敏甚至表示，在语文课上滥用多媒体会伤害孩子的阅读兴趣。“语文课还是不要太时髦了。”

陈平原则对近年来大热的“慕课”（MOOC）提出自己的看法。“慕课（MOOC）的基本理念是尽可能传播到每个一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不因材而施教。”他认为这种模式不适用于专业课教学。“专业课的趋势是小班化，十几个人。我必须看着学生的眼睛才能讲的好课。”

陈平原引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至少语文教育是这样。教育就像农业一样，需要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不能像工业一样批量生产，迅速出炉。

“你可以培土、浇水、施肥，但要种子自己长出来。如果给个配方就能做出来，那就不是语文教育。”（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