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青

教过多年语文之后，程翔慢慢领悟出：“语文老师必须站在文化的制高点来教课文。”这是一位语文教师三十多年从教经历中“修炼”出的文化自觉。秉持着这种自觉，他努力探索学理观照下的语文教学之路，追求有灵魂的教育，教有学理的语文。

秉持语文学科的文化自觉

“语文”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发问，促使程翔“逆流而上”，找到“语文”的源头。

经过研究各种史料，程翔发现，“语文”一词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展“洋务运动”，开办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于是有了“洋语”、“洋文”，简称“洋语文”。

因为这段屈辱经历，程翔深刻感受到，“语文”一词先天带有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意味。1903年国粹派代表邓实写道：“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

在现代语文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叶圣陶起了重要作用。程翔说，“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被迫搁浅。”建立语文学科，是叶圣陶的一贯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又一次提议改革“语文”科，被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

一部曲曲折折的语文教育史，让程翔体会到，“作为学科的‘语文’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统一的语言文字，历来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因此，上都德的《最后一课》时，程翔反复提醒学生理解韩麦尔的话：“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程翔说：“母语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的整体记忆，丢掉了母语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思考语文教育的学理依据

在程翔看来，语文教学育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语文能够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感情，传承以母语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文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够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对学生的心灵、精神、人格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既然中国语文学科在诞生之初就承担着民族振兴的使命，语文具有特殊的育人功能，那么，怎样让语文学科更好地实现它的使命，体现它的功能呢？

程翔认为，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已有的原理和法则，二是新生的原理和法则。语文教学必须遵循的教育原理和法则有：培养学生健康独立的人格，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尊重学生的生命、人格和个性；处理好教育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把“培养什么样的中国人”作为教育的灵魂；教育类似农业，警惕“过度教育”，防止“教育异化”；教师的天职是促进学生的发展。

他指出，语文教学又属于教学与课程的范畴，必须体现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原理和法则：激发学生兴趣；注重学生的参与、体验、内化与生成；善于引导、启发学生，教授方法和规律，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充分体现课程的功能，教师是“用教材教”，不仅仅是“教教材”；教学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体验与内化生成。

探寻语文教育的学理依据

但是，语文教育仅仅遵守教育的学理，就足够了吗？非也。程翔认为，语文教育姓“语”，语文的“核”是语言文字，语文教学要促进学生语言文字符号意识的觉醒。语文教师要好好研究各种关于语言的理论。

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赞赏程翔的这一观点，他说：“课程改革强调人文性，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是必要的，也是改革的一个亮点，但不能偏执，不能离开语文教学的规律，否则会淘空了语文，适得其反。程翔提出以读、写为核心，以语言为‘抓手’，促进学生语文素养全面、和谐地发展，是有意义的。”

程翔说：“我曾经有过缺乏学理的语文教学经历，仅凭热情，根据好恶、感觉和经验教学，教学缺少理论修养，有时面对学生质疑，心里发虚。”

为了寻求语文的学理，程翔研读过符号学、解释学、叙事学、心理学等各类学术书籍。这为他的课文讲解、阅读课、写作课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语文教学究竟有多少相关的学理，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学理往往随着文本体裁的具体情况而出现。涉及语文教学学理的书究竟有多少本？大概有一百本吧。但是想要知道是哪一百本，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程翔说。

语文有学科自身的学理，不同的篇目也各自有学理。程翔追求学理的种子，是在二十多年前就种下的。程翔从教第六年，正好赶上山东省第二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当时，按照课程进度，程翔在教《荷塘月色》。为了解读文本，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荷塘月色》和朱自清的资料。程翔在那次比赛中得了综合一等奖和讲课单项第一名。他的课堂教学是建立在丰厚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

文献资料仅仅是第一步，文献背后、教材背后、课文背后、作者背后，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一位语文教师，只有慢慢开启了这道沉重的闸门，门后的各位名家、各种思想才会深情款款地走出来，“帮助”语文教师上好每一节课。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程翔的第七本著作《说苑译注》。写这本书的缘起是讲《愚公谷》一文时，他发现教学参考书中有关《说苑·政理》的译文值得商榷，于是就找来相关材料核实。谁知，一发不可收拾，由《愚公谷》到《政理》，进而到整册《说苑》，程翔用了5年业余时间，穷道究理，完成了这部百万字大书。看完这本书后，刘国正先生说：“要做一名学者型的教师。”王世堪先生说：“以后你看语文的视角就不同了。”

有了学理做基础，语文课自然澄明起来，语文教师的专业价值便得到了充分体现。程翔认为，教师的专业价值体现在“课堂作品”上。程翔的课纵横捭阖，古今中外随意拈来。

做有灵魂的教育

其实，学理并非程翔对语文教育的所有追求。程翔用他身上浓重的人文气息、人文情怀，拥抱着学理，在课堂上飞翔。程翔的理想是，“做有灵魂的教育”。

在备课《琵琶行》时，程翔流下了眼泪。送报纸的师傅看见后感叹道：“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备课还能备哭呢！”讲完《离骚》，他问学生：“你们想不想做屈原这样的人？”有的学生摇头。他说：“你不做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屈原这样的人，中国历史的天空才那样的灿烂光明！”在学习巴金的《小狗包弟》时，有的同学流了泪。他问学生：“巴金最可贵的是什么？”学生说：“是良知。”他说：“太对了！一个民族要有良知。巴金用他的笔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反思了。”

讲台是程翔的战场。他说：“每当我走上讲台，我仿佛听到机器的轰鸣声，好像看到医生拿起了手术刀，战士背起了钢枪；吊车在旋转，钢花在飞溅，火车在奔跑……讲台，多么神圣的地方！是源泉，是力量，是战场。”

程翔借用两副对联自勉：“粉笔一支，传道授业解惑；诗书半榻，修身养性育人。”“青灯黄卷夜继日，苦口婆心暑易寒。”

程翔《雷雨》公开课教学点评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元华：

程翔老师在话剧教学“再对话”方面匠心独运。语用学意义上的语用，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语言使用”不同，语用学的语用不但指简单的遣词造句、写文章、说话等，而且强调和突出语言使用者对语境的全程参与和全面重构。所谓语言使用，是语言使用者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发挥到极致的自然结果。程翔老师深知个中三昧，引导学生沉浸在话剧文本对话语境中，能够相对集中地挖掘同一类话题深意，又能由此辐射开去，得心应手地和学生畅谈附属话题甚至游离话题。整个再对话重心突出，又摇曳多姿。

包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韩雪屏：

这一课例还告诉我们，执教者把经典剧作《雷雨》这一选场，不仅作为语用学基本理论的例证，而且把它当成了学生练习划分对话段、认识对话组的平台，当作学生演练、解读剧本技能的实验场地，就如同驭者练骑术的跑马场，如同枪手演练射击的打靶场一样。这种胆识与气度，实际上体现了叶圣陶先生早年提出过的观点：选文不过是从同类文章中选出来的样品，是学生学习和练习基本功的凭借，因为“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课本”。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执教者为什么能提出这种教学设想？那就要归功于教师本身的专业学养了。

西南大学语文教育研究室主任魏小娜：

程老师以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经典作品，摆脱了语文教学的“匠气”，使“文本细读”在话剧类选文的教学中焕发了新的活力。本课例抛弃前人成见，由剧本文本本身的语言品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尝试以前也有人做过，但是本课例的独到之处，在于借助了学术研究成果和著名演员的角色体验，开阔了教学视野，拓展了文本细读的视角和路径。程老师为我们道出了得“鱼”之“渔”：“其实，在学术界，我的理解并不新鲜，只不过我比较注意吸纳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已。”“《记忆深处的老人艺》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演员的理解可能比学者的研究更接近生活，更鲜活，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文献阅读很重要，它支撑着我的教学。”——这在当前语文课程和语文教材编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确实是语文教师实施“自救”的一剂良方。

包头第三十三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贺全忠：

程翔先生设计《雷雨》的教学目标是“划分对话段，认识对话组”，可以说坚持了语文阅读的规律，并且不留痕迹，顺理成章，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当然这需要勇气，勇气的背后是自信，自信的背后是深厚的学养。

那么，同样划分段落层次，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呢？其实，对文本语言进行拆分，就是对作家创作思想的归类，而段落层次之间的关联，就是作家的创作思维。“思想、思维、语言”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三个要素，我们对文本语言的拆分其实就是对思想的归类，在归类后的思想组合中体会作家的思维过程。因此，对语言进行划分段落层次处理本身不是目的，由语言到思想，由思想到思维的过程才最为重要。

程翔：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同时担任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