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谈一个问题：教育的第一目的是甚么。这也涉及到回归古典，就是回归到教育的原始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这一最基本的道理进一步演绎就是教育应把人本身作为教育目的，而不是把教育变成实现其他事务的手段，即不是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为市场服务的手段或实现某种特别技能的手段。我今天要强调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生存技能”与“生命质量”，并且要很决断地说：我们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生存技能”，而是要提高“生命质量”。也就是说，教育应当把培养优秀的人性、培养有质量的生命作为第一目的。这一思路，正是回到教育的原始目的和古典目的。原始目的是指中国从孔夫子开始（他是一位大教育家），就把培养人作为第一目的，教育宗旨是学为人、学做人。换句话说，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职业的技能、生存的技能，而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关於这点，李泽厚在和我的对话当中曾用哲学语言表述，说我们应该是以培育人的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为第一目的，以塑造工具本体为第二目的。我们培养学生，当然也要培养某些技能，比如当医生、当律师的职业技能，但这是第二目的；第一目的应是培育伦理本体、情感本体，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入，这才是教育的根本。这恰恰是当年孔夫子强调的，他强调教育在於学做人、学为人，这是中国教育非常优秀的传统，我们应当回归这个传统。
那么，提高生命质量的关键是甚么？如果必须用一句话问答，那么，我要说，这就是要使人了解生存的意义与人生的根本，从而确立人的灵魂维度。现在，不光是我们中国、美国很多学校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书、学了一些技能，但走出校门时却不知人生的根本是甚么。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他们的教材很多含有人文教育的内容，但他们愈来愈重视技能的教育，同样忘记人生的根本。我在美国十几年，很喜欢读几个美国散文家的书，像爱默生、梭罗的散文。爱默生的思想影响整个美国，他有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人生唯一有价值的，是有活力的灵魂。”他还说过一句更绝对的话，“世界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是一切。”灵魂的健康和灵魂的活力，这就是生命的质量。这个意思，我再用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史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所阐述的观念，这本书讲了一个意思，就是人的建设关键是灵魂的建设，也就是人文维度即灵魂维度的确立。如果只有知识和技能，那么人还是平面的，只有长度和宽度；人类知识愈来愈多，宽度和长度增长了，但是缺少一个东西，即缺少第三维度，这第三维度就是人文维度；只有具备了第三维度，人才有深度，生命才是立体的。生命质量就是要求人要具有内在深度，具有完整的立体的生命。
一个只有生命长度、宽度的人，跟一个既有生命长度宽度，又有深度的人的生命质量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差别最根本就是生命质量的差别，就是第三维度的差别。这第三维度就是灵魂的维度。史宾格勒道破这一点，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情境下，特别是全球化、高度现代化的情境下，更显得重要了。也就是说，一个卓越者，他除了生存技能、职业技能之外，还必须有深厚的一面，比如说，他的理想追求、人文精神、历史眼光、道德素养、良知体系、审美能力、生活态度，还有他的人格水平等，这些就是人深厚的一面，就是第三维度。钱穆光生用更简明的语言来表述这个问题，他用中国的哲学语言表述。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早就有“格物致知”的命题，从《礼记·大学》到《朱子语类》（朱熹）、《传习录》（王守仁），都讲“格物致知”，钱穆则提出另外一个概念：“格心”。“格”就是去领悟、去感觉、去叩问，甚至去创造。“格心”就是对心灵有高度的敏感，并去感悟心灵，创造心灵，不仅要去拥抱善，而且是要去创造善。“心”是看不见的，技能技术是看得见的，但看不见的东西，不可视的素质，比可视的更重要。钱穆先生的“格心”概念，没有被中国知识分子充份注意，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格物”可致知，“格心”则可致生命的丰富精彩。“格心”意味着要培养人的心灵原则、心灵方向、心灵状态，还有心灵的力量，这些都是属於第三维度的内容。

我们中国的教育结构一直具有三个维度，既有智育、体育，还有德育。这一点，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非常重要。到了美国，我的女儿上了中学以後、才发现她们怎么缺少了一个维度呀，美国中学怎么只有体育和智育，怎么没有德育呀，很奇怪。後来我的女儿告诉我，如果教会办的学校，他们以宗教教育代替德育，但她们那个学校和教会没有关系，也就没有德育。中国很早就有三维，有德育这一维，这是了不起的。问题是後来我们的德育，发生了变形变质，把德育变成意识形态的教育。意识形态的教育不是真正的人文教育，它往往带有党派性而没有心灵原则与良知原则的普遍性，这样，德育世变成意识形态的殖民地，变形了。
中国近代思想家王国维、蔡元培还想在德、智、体三维之外开辟第四维度，这就是“美育”之维。王国维认为，人只有当他具备审美能力时，才是“完全的人”，教育就是要培育出“完全的人”。蔡元培为了强化人文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就是“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命题的意义并没有被充份阐释，譬如北京大学在纪念校庆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学校里最精华的东西阐释出来，像蔡元培先生的情怀、胸襟，还有“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都是精华，却没有充份阐释出来，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很了不起呀。人有宗教情怀当然是好的，但宗教有不同教派，里面往往还有纷争，还有偏见。当然不同宗教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宗教可以容纳其他宗教，有的宗教则不能容纳其他宗教，可是，爱美却是人类的共同天性。“美”比宗教更带有人类美好的普遍性的品格。叶圣陶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即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帮助优秀人性的自然生成，不是按照某种先验模式人为刻意地锻造。而美育正是帮助人的美好天性自然生成的最好方式，也是生命质量自然形成、自然提高的最好方式，以人的感官而言，各个部份都可以通过美育来提高它的质量。比如说眼睛。没有受过教育是一般的眼睛，但通过教育以後，就变成审美的眼睛。一个人懂得审美，他就是非常幸福的人，他不管是读书、看电影、看戏、观赏大自然，都能享受审美的愉悦，而且这种审美眼睛——按照蔡元培所说——一定是超脱的，是非功利的。歌德说：“人生下来最重要的是用眼睛看世界。”通过教育培养审美眼睛，感官就不一样了，生命质量就不一样了。还有耳朵，马克思所说的“音乐的耳朵”，是能欣赏音乐的内感觉，音乐的语言比文学的语言更抽象，但往往也有更高的境界，音乐可直接与宇宙相通。还有口舌，口要有口德，说话要有口德，不能随便进行人身攻击。我批评的“语言暴力”，就是没有口德。动不动攻击人，就是缺德。不仅缺德，而且丑陋，离美很远。感官经过美育的薰陶，整个生命质量就不一样了。
第三个问题，讲讲教材与生命质量的关系。“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先驱者，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五四”运动是发现“人”的运动，我曾经在课堂里讲中国近现代的三大文化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是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後，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我们本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近代一个重大发现，是发现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所以那时的知识分子很悲愤，就研究我们中国为甚么不能强大。像梁启超，他就对中国积弱的原因，写了很多文章，说关键是国民的问题，所以写了《新民说》，但当时他讲的国民是群体的“民”；而“五四”运动则从“群”到“己”，强调的是个体。完成了第二个大发现，即发现中国人不是人，只当过两种类型，一是做稳了奴隶，一是连奴隶也做不得；中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做人的时代，所以他们要重新发现人。所谓发现人，在广度上包括发现三个东西：一个是发现人，一个是发现妇女，一个是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就是发现我们中国儿童的生命质量有问题。鲁迅先生写了一篇《由聋而哑》，说我们中国的孩子，精神食粮太欠缺、太粗糙了；耳朵聋了，很多优秀的、健康的、美好的声音听不见，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读不到。聋了，聋以後就变成哑了，说不出来了，变成无声的中国，没有真正的声音，没有精彩的声音，没有个性的声音，为甚么呢？就是精神食粮有问题，教材有问题，也就是读物的问题。我这一代人，说实在的，我们的精神食粮相当粗糙。过去我们读的书局限很大，教材也贫乏、粗糙，我刚刚说过，我们常用意识形态的教育来取代德育，取代人文维度，如果教材老是光有一些甚么雷锋的故事和“半夜鸡叫”的故事，太政治化，就会缺少一种更普遍的、古今中外的美好文化的精华。没有这些精华的积淀和补养，我们的生命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会犯一种“缺钙症”，或者说“贫血症”，这就是文化的贫血症和文化的缺钙症，缺少人文的钙，灵魂的钙，缺少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的钙。所以教材的丰富与多样，以及教材具备真、善、美这些基本钙质，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