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味”以及其他——在浙师大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班”上的演讲
尊敬的蔡老师、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
这次到浙江来讲课比较紧张。因为浙江对语文教学的研究,尤其是理论上的研究比我们江苏厉害的多,比如说“课感”、比如说“语文味”、比如说“非指示性语文教学”。还有蔡老师的理论。这方面我还真是欠学。这我就算个开场白。
刚才有位老师问看了我的ppt的标题,问我:“你这个标题是夸语文味,还是批语文味啊?”我说我还真不知道。讲下来再看。
我来之前,刚刚参加了一个“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评选对象的现场上课的考核。老师们上的课是《小石潭记》。其中有一位老师,希望他的学生给表演一下“凄神寒骨”,我比较欠学,也比较好奇,很想看看学生们怎么表演,遗憾的是学生没法表演。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能够表演一下“凄神寒骨”的情形呢,《小石潭记》不是有一个“凄神寒骨”吗?有谁能表演一下。很遗憾,那位老师也没有能够表演。
另外,我也经常出去听课。我前年在一个很大规模的教学活动中听了一堂课。这堂课上,那个老师,一下午给学生讲了28个语文术语。比如说排比呀、拟人呀、夸张呀、正面描写呀、侧面描写呀等等。
语文味是什么
我有一些我的思考,我没搞明白的东西。第一个问题是,语文味是不是就是教给学生那些语文术语,像那个老师一样,一堂课讲28个语文术语。第二个我搞不清楚的是,语文味是不是就是要先谈文字,后谈情感?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语言跟这个情感是有先后呢?还是没有先后?是分割的,还是交融在一起的?第三个我搞不清楚的就是什么呢?语文味是不是就是等同于语言教学?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学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掌握了语文术语,我们的语文就学的很好了?比如我们能独立的阅读他人的文字,能够很流畅的表达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呢?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语文教学任务是不是就是传授语言文字的知识?还有一个问题,是的是没有多媒体技术的语文课就不能体现新课程的理念?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国培班”学员,都是将来可以成为名师的,也参加了许许多多的优课比赛。所有的优课比赛,基本上有一个要求,一定要使用多媒体,是不是这样?
最近我看到看到上海的叶开先生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语文教育是人的教育》,其中有几段文字我很感兴趣,他说“语文课文选材目光狭窄,很多课文涉嫌剽窃和篡改,而一些名家名作则饱受修改、删节的蹂躏。有媒体采访北京某教材的主编时,他竟然说,语文教材编写界内,对被选入的文章进行修改已成共识,因为很多文章的用词用语并不符合现在的汉语规范。他还说,只有鲁迅先生的文章风格独特,一字不删选入教材。剽窃和篡改的课文,触犯了著作权出版法,伤害了相关作者的著作权益。大多数删改都也手法恶劣,还有很多课文来源成谜,有些是拿来之后剪剪裁裁不见原样的。有些是洋为中用窜改名字顾头不顾尾的,各种都有。这些课文是真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伤害了我们下一代的精神健康。”
看到这段文字,我就想到今年元旦,我在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有一位哈尔滨的名师,上了一篇课文,小学的,《一面五星红旗》。因为大家都是中学教师,我不妨在这里复述一下。这篇教材是说,有一位在外国留学的大学生,冬天,一个人去漂游。三天以后,竹筏沉没了,他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到了一个小镇上。他来到一个面包店,看到一个面包,饥饿难忍,他希望那个老板给他一个面包。老板看看他的脖子,要求他把脖子上的那面五星红旗摘下来跟他换一个面包。哪个大学生死也不肯换,就昏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个老板在旁边精心伺候他。回头一看,那面五星红旗插在病床旁边的花瓶上。
我们都是语文教师,你们觉得要多大一面五星红旗才可以做围脖?要多大一个花瓶才可以把那面五星红旗插在花瓶里面?但平时我们根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教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的问题。当我们在评课的时候,谈到我们疑问的时候,上课老师很纠结,甚至于很愤慨。那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啊!问题是,拿一个虚假的东西,可以培养出学生真实的道德情感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叶开先生所讲的语文就是培养学生怎样做人的主张是毫无疑义的。
我还想想问的是,我们的古汉语,那些古人,比如“八大家”,他们知道主谓宾定状补吗?尤其是那个词类活用,一看到那些词类活用,我就想起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哪些网络语言。什么“油菜花”、“打酱油”呀,诸如此类。古文上的错别字也经常用的,但我们偏偏要说是所谓的通假。如果我的孩子作文里出现了诸如“油菜花”、“打酱油”,“童鞋”之类的字眼。按照教材和我们接受的教育的要求,就是不符合语法规范了。
当然,我们姑且不论这些网络语言能不能运用到学生的作品中。我只是想问大家,有没有人思考过,我们是先学会说话还是先学会语法?是不是我们掌握了语法,就一定会讲话?或者说是掌握了语法,我们的表达就很精彩?所以,我以为,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把语言作为语文的主要教学内容,基本没有错。但在我们的教学中,总不能人为的把语言和情感分个先后顺序吧。
我们对这个问题很纠结,在网上和我一些朋友探讨。我有个朋友是诗人,《教师月刊》的主编林茶居,他给了我一个很经典的句子:我说说爱,爱就在其中了。那么我们说他的爱就是冷冰冰的文字呢,还是他炽热情感,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了的。我以为将原本存在语言中思想情感退出其位,一味的为了语文味,给给学生输灌那些术语,将语文味等同于那些语文术语,那是相当可怕的。
我们也经常有人问,什么叫语文味?什么叫语文方法?什么叫语文过程?我因为没有念过正规的大学,甚至连正规的中师也没念过。所以,就无知无畏。我以为所谓的语文就是在老师的引领下,让我们的孩子能看得懂人写的文字,听得懂人话,然后能就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说人话,这就是我理解的语文。
前苏联文学家谈到文学创做的心理的时候说双重变化,任何成长做过程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性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积累生活印象。舍此,任何创作都是不可思议的。第二,对这些印象做创作性加工,和把这项工作的成果用语言表现的形式描述出来。这样说来,创作的过程不是别的,而是双重变化的过程。就是第一把外部自己的能量变化成自觉的显示或者现实的形象,第二把形象变化成对形象客观化或者体现的文字描写。也就是说,语言运用的实践是鲜活的、是灵动的,它不是刻板的,它是富有勃勃生机的,是人与人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是和人的社会生活是和人的生命一体的。是基于孩子生命需要可能,是我们帮助孩子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对生命现象和对生命本生的体验和感悟理解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味的把语言文字与情感割裂开来,或者我们一味觉得语文教育就是让学生掌握那些干巴巴的语文术语,然后用这些术语去解题,我们的语文就是就是在戕害我们的母语教学了。
去年我在浙师大附中给同学们上了一堂《听听那冷雨》。我发现《听听那冷雨》在我们所有的教参和文本解读当中,它的主旨就是对故乡的思念。其实,我们看看作者写作本文的年代,1974年,1974年台湾在干什么?台湾在搞“十大建设”,相当于我们城镇建设。64年也就是他提到的十年前,台湾在干什么?大陆在干什么?台湾蒋介石在搞“文化复兴”。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搞“四清”,“四清”以后就是66年的“文化大革命”,当然还有64年他的小儿子夭折了。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的背景,无论是大陆的传统文化被摧毁,还是自己遭遇的不幸。面对这样的情形,像他这样的文人骚客,很纠结、很失望。所以这雨是“冷”的不是“愁”的,也不是“黑”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背景,就文字谈文字那么我们的解读必然是另外一给角度。
所以我以为,语文跟其他学科是不一样的,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这课程跟数理化这些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它的开放性——没有那么严格的体系。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主张作为语文教师,其实就好比做服装一样,需要我们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进行裁剪的。要通过我们的裁剪使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具有个性的服装,来跟学生一起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