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鲁迅在新文学的发韧之作《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出了自己沉寂十年的研究所得: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仁义道德”即“吃人”;那么,鲁迅在1925年写的散文《灯下漫笔》,则进一步直捣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思想的核心——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并对其进行了整体批判。《灯下漫笔》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文化批判精神。


“人肉筵宴”与“厨房”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提出的两个比喻象征,它们成为贯穿鲁迅作品的一对固定意象。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鲁迅为何对“中国的文明”如此愤激?因为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明”——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文化——“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那么,“人肉筵宴”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我认为其必须具备四要素:材料、工具、厨师、厨房。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云:“治大国若烹小鲜”。鲜,指生鱼;又可引伸为鲜肉,美味。意即统治国家就如同在厨房烹制各种美味佳肴,全凭“材料”的质量和“厨师”的“烹调”手艺。可见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将“中国的文明”比喻为“人肉筵宴”;将旧中国比喻为生产这筵宴的“厨房”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厨房”——黑暗的旧中国,制作“人肉筵宴”的整个流程有着以下四个方面的象征意义和现实价值,对它们进行探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材料”即中国的百姓,这是构成“人肉筵宴”必备的物质条件。鲁迅对“材料”的剖析,揭示出中国百姓“奴性”的特征。鲁迅的《灯下漫笔》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剖析,指出纵观“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材料”丰富、“优质”——俎上肉般的驯良,奴性十足,且几千年来源源不断,血脉相承,最终造就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可谓极其深刻、形象地描绘出中国百姓的“奴性”现状和恶果。


正如日本学者增田涉指出,在鲁迅的作品和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中心词:“奴隶”。的确,鲁迅一生最痛恨,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成为他者的奴隶。这是鲁迅一个永远摆脱不了的基本精神情结和生命情结。正是这个情结,决定了鲁迅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消灭一切奴役现象,“立人”,改造国民性。也正是这种情结决定了鲁迅文化批判、反思的彻底性和广泛性,使他能敏锐、广泛、深刻地发现已有的或正在不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奴役现象,并进行彻底地批判,韧性地战斗。

在《灯下漫笔》中,鲁迅痛心地指出,当中国的百姓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希望有—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首先,注意“一定”这个词。“一定”即不管这主子是旧派,还是新党;是汉族,还是外族;是强,还是弱,只要能认定百姓的奴隶(牛马)身份,而不致于使他们如丧家之犬——“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同时,又能定下一个“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奴隶规则”,那么,中国百姓就要对这个“一定的主子”山呼“皇恩浩荡”,甚至于“万姓胪欢”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希望”还是“假使”的,即往往只是个幻想。至此,中国百姓的地位之卑贱,命运之悲惨,思想之愚昧,灵魂之麻木已是昭然若揭。


其次,这个“奴隶规则”的内涵又是什么呢?鲁迅指出,即“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一句话,怎样“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而绝非张献忠式的“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当做一个这样可怜的“奴隶”的底线都不存在时,百姓们只好发出最后的吼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揭竿而起了,历史上便出现了“先儒”们所说的“天下大乱”。因此,在《灯下漫笔》中,鲁迅非常精辟而深刻地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实质,总结为两种时代交替循环的规律:“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中国人的奴性一代代被强化,成为一种“遗传基因”代代因袭,最终导致民族劣根性,中华民族便只能朝着衰亡的路上迅速地滑去。至于那些偶也暂时坐了江山的奴隶领袖们,鲁迅认为,他们最终所做的,也不过是“在瓦砾中修补老例”,只是“一种奴才式的破坏”,“一种寇盗式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1](P62)联想到历史的惨痛教训,鲁迅的洞察力简直可以说是有些残酷,振聋发聩了!


二

那么,中国的百姓为何有着如此卑贱、愚昧、深重的奴隶性呢?这就涉及到“工具”的意象,即“奴性”探源。鲁迅认为,“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封建等级制度及伦理道德,正是“合理合法”地生产“人肉筵宴”的“菜谱”和“器具”,从而揭示出造成中国人“奴性”的根源。因为,《灯下漫笔》指出,封建等级制早已将中国人按贵贱、大小、上下分成十等,布置妥贴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十年》中国人在这森严的等级中,便形成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段鞭辟入里的剖析,撕开了封建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吃人”的人间地狱图。其间,“吃人”意象又有着多层意蕴:

其一,揭示出封建等级制的严重恶果——民族性格的扭曲。鲁迅指出封建等级制如此连环,各得其所,真是“中国的文明”的“良法美意”。若有敢非议者,就是“造反”,“造反”就该杀头。于是,几千年来,中国百姓“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2](P145)人们失去了行动、思想的自由,任意表达情感的自由,显得沉默、麻木、愚昧;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隔阂,形成看客心态、畏强凌弱、虚伪虚荣等劣根性,造成了民族性格的扭曲。中国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3](P929)沉默的国民变成了“阿Q”们,依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化解、消泯自己心灵的苦,其结果,必然是“由昏睡入死灭”。难怪鲁迅1923年要用一种充满恐惧和危机感的极端的口吻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4](P52)鲁迅是多么热切地渴望着民族“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5](P265)他指出:“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6](P215)


其二,揭示出吃者与被吃者之间的关系——互为转化。由于等级制,造就了一个全民族的“人肉筵宴”,使每个中国人都处在被凌虐又凌虐别人,被吃又吃人的双重位置。这就必然形成“为人主”与“为人奴”的双重性格:得势时便是主子,显“兽”相,视比自己弱的人为奴才,为所欲为;面对比自己强的人或失势时,则又是奴才,显“羊”相,视他人为主子,奴性十足。这使得吃人与被人吃的“人肉筵宴”一直排到现在,由此形成了畸形的“国民性”,对人的精神伤害极为严重。正如同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的发现:即使是象征先觉者的“狂人”,也既是“被吃者”,又是“吃者”,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他妹子的几片肉。且“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是一种先觉者对“吃人”历史深切痛恨,然而内心深处却发现自己与旧道德旧文化依然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一种痛苦与无奈,它体现出鲁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启蒙者的无情解剖。然而,更让鲁迅忧患的是,“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7](P114)“吃人”已形成一种可怕的国民性。


其三,揭示了中国人严峻的生存危机——民族文化人格的选择与重塑。鲁迅对“吃者”与“被吃者”之间关系的洞察,揭示出一个严峻的中国人的生存问题:民族文化人格必须重塑,否则,必将灭亡。那么,理想的人格是什么呢?鲁迅提出了“世界人”的概念。他将“中国人”与“世界人”在文化人格上进行了对比与选择: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8](P97-98)。


这段话表明了鲁迅的文化选择中对民族人格的透视、选择与重构的价值取向。鲁迅这里所说的“世界人”和“中国人”都不是指种族称呼,而是指一种特定的文化人格,是“现代”与“传统”的代名词。所谓“世界人”,即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开放精神、现代意义的人。他们具备道德的“真”与思想的“独”的现代人格,自信,进取。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9](P320)


所谓“中国人”,则指与“世界人”相对立的另一种非现代化的文化人格。它特指极端自我封闭、病态的心理:他们不能正视自身,更不能正视世界,“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10](P106)要么夜郎自大,要么是洋奴才;即使有维新的目的,也在于守旧,“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使中国固守旧文化的家园,与世界相脱离。这便是鲁迅特指的“中国人”的观念。


鲁迅认为“中国人”的这些劣根性若不加以摒除,中国便将灭亡。鲁迅认为,“世界人”的品格是勇敢,是“恃强力者”和“精神界之战士”的结合体;而“中国人”的品格是卑怯,是封建等级社会所造就的有缺陷的文化人格。因此,鲁迅把“世界人”作为“中国人”重塑的价值尺度和理想境界。鲁迅用极其生动而幽默的语言,指出如何重塑中国人:“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
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11](P150)


三


“厨师”,即象征了统治阶级。他们是秉礼杀人的执行者,“人肉筵宴”的制造者。鲁迅对“厨师”——“吃人者”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的统治阶级是极端残酷的:他们或凶狠残忍,直截了当;或流言毒语,众口铄金,杀人不见血;或“温良敦厚”,貌似公正地给“被吃者”备下种种罪名:疯子、失节、忤逆、恶人等等,然后堂而皇之“吃人”,且从来如此,天经地义。


鲁迅还观察到,中国的统治阶级不但极端残酷,更极为狡诈、卑劣,这便是想方设法地愚弄百姓。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所描述的细腰蜂整治青虫。细腰蜂用毒针麻醉青虫的神经,使其处于不死不活状态,然后把蜂卵产在青虫体内。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于是青虫便成为蜂卵孵化的营养基地。鲁迅指出中国的统治者对百姓也有着相似的希望:“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这便犀利地揭示出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凶残狡黠。


四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指出:“厨房”是制造“人肉筵宴”的场所。它是旧中国社会环境的象征,暗示了启蒙的艰难与悲怆。


首先,“厨房”是极其黑暗、血腥、令人恐怖的。鲁迅曾以昏暗不明,人鬼混杂的地狱意象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环境及生存状况真实而形象地展示出来: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12](P152)


其次,“厨房”又是极其坚固的。它如同《呐喊·自序》中提到的著名象征物“铁屋子”一样,“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厨房”与“铁屋子”均象征着旧中国的黑暗、封闭与反动势力的顽固。这一结论,凝聚着鲁迅几十年血与泪的生命体验,痛苦的思索和惨痛的教训。鲁迅1902年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法时,尚是一个慷慨激昂,有着儒家式的古典英雄主义献身理想的热血青年。在日本,他深刻地感受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日本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中国人都是日军粮食提供者,住宿提供者,是有用的间谍,又为俄军诱以私利私欲,成了干间谍的下等奴隶,再就是在两军枪林炮火下拾臭枪子的国民”[13]因此,鲁迅认为,民族危机最根本的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而民族文化危机又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因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14](P998)民族“神气”彷徨无主,人“心”的自主与自由丧失,就会导致民族的“心声”(精神)“寂寞”。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故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弃医从文,重塑民族品格,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来修补这濒临沉没的中华文化方舟,是鲁迅给自己的人生定位。


然而“荒原中的呐喊”,使鲁迅第一次清醒地领略了一个启蒙者的孤独与寂寞,并击碎了他早年的文化乐观主义,而被推入了绝望与痛苦的深渊。因此,鲁迅曾心寒地用“铁屋子”论来婉拒《新青年》的编委“金心异”(即钱玄同)的约稿。鲁迅提出了两个质疑:其一,“铁屋子”能够被摧毁吗?鲁迅的回答是:“万难破毁”,这是对旧中国黑暗、坚固的现实绝望。其二,你把几个人喊醒之后,又让他们“梦醒了无处可走”怎么办?这是对“启蒙”的质疑。这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们真理在握,理想必胜的高歌呐喊截然不同,鲁迅的质疑直指“五四”启蒙主义和乐观主义,体现了鲁迅的思想在当时有着一种超越时代的深邃和清醒。但“金心异”的反驳使鲁迅发现了自己可能的偏执: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15](P129)


在这段意味深长的话里,“必无”与“可有”是一对充满着矛盾实难调和的观点:“必无”意味着否定了“希望”,而肯定了“绝望”;“可有”则又意味着对“绝望”进行质疑,从而肯定了“希望”的可能存在。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往返质疑这种旋转式思索,正典型地表现了鲁迅复调式的思维特点。


我认为,“必无”,即鲁迅坚信他的“铁屋子”论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存在,这种看法贯穿鲁迅一生。“无物之阵”与“无物之物”是鲁迅在《这样的战士》中所提出的两个最精彩的概念。它们充分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特有的“战场”和“敌人”的洞察与研究,充分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刻分析和高度的概括。战士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要掀掉这“人肉筵宴”,“毁坏这厨房”,但却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无物之阵”。战士毫不犹豫地举起“投枪”,“正中了他们的心窝”,却只有一件外套,“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这“无物之物”即旧中国特有的“道德”和“习惯”。残忍、狡诈、虚伪是“无物之物”的本性。它们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却又无从捕捉,无从谈起,但“战士”仍六次举起了投枪。因此,战士与“厨房”之间的战斗便上升为一种悲壮了。因此,鲁迅特别强调“韧性”的战斗,强调必须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主张“堑壕战”,主张对敌人要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16](P147)的韧性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都被各式各样的,有形无形的力量“罩住”,陷入“无物之阵”的包围之中,被”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但鲁迅的回答是绝不后悔:“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17](P275)“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18](P133),这就是鲁迅,—位“精神界之战士”的回答和品格。它客观、真实地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艰难与悲怆。


“可有”,又意味着鲁迅对自己的希望“必无”的质疑。著名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鲁迅《野草·希望》一文的核心所在,也是鲁迅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句话的核心在于“虚妄”一词。传统文人的“虚妄”词,没有文化荒谬感,只单纯地表述着不真实感。而鲁迅的“虚妄”概念之所以是一个富有生命能量的概念,就在于它还有着一种荒谬性的张力。既然“希望”与“绝望”均为“虚妄”———具有不真实性、不确定性和荒谬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或意义再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质疑,痛苦地、艰难地寻找“希望”存在的论证或说服自己相信“希望”在将来存在的可能性呢?正是依靠着这“荒谬性”层面的意义,鲁迅将希望与绝望统统超越过去了。如同他在《故乡》结尾那段著名的对“路”的独白。“道路”,是中国文化中惯用的一种对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的隐喻。哲学意义上的“道”是指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外在于人的,是人所不能创造的,能引导人(道者“导”也)的东西。而“路”的最大特征是形而下的,是实有的,可以由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开创、筹划、否定。所以,人对于“路”具有选择权、创造权。正所谓只要有人走,地上就会出现路,确实无所谓希望与绝望,因为希望与绝望都被超越了。鲁迅通过揭示人与路的关系,解决了自己一生中最沉重、最焦虑、最矛盾、最惶惑的生命追问,外向性的对希望的痛苦寻找、求证,已转化成一种内在的自信,且终于将自己从绝望的心理状态中拔出。“绝望的抗战”,即抗战绝望,这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最有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及概括。


因此,鲁迅向青年发出呼喊:“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是《灯下漫笔》的主题,也是贯穿鲁迅文化反思散文的一条红线,更是鲁迅一生的信念与实践!鲁迅灵魂深处所爆发出的这极其崇高悲壮的呐喊,使他像“过客”一样,获得力量和勇气,拒绝一切劝阻、悲悯、布施和诱惑,迎着死亡并穿透死亡坦然走去。即使“料不定可能走完”,但生命朝向决不改变。这正是鲁迅异于一般精神战士的超常,伟大和悲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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