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树泉

应该说，我们语文老师一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各种教学改革繁管急弦，紧锣密鼓。但是，我们的工作效果一直很不理想，问题多多。学生不会读书，不会写作，不会学习，语文综合能力每况愈下，人文素养状况着实堪忧。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万事万物都有“根”，根是事物的决定因素。譬如一棵树，如果缺失了水分营养，枝叶就会枯蔫萎黄；一个人，如果身染重病，就会面黄肌瘦。这时，要紧的是从根本上采取救治措施，而不是舍本求末，为枝叶喷洒营养液，往脸上涂抹胭脂。

语文教育的“根”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本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少专家学者的教育经典论述中对此早有明确阐述。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应该让孩子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著名学者、书香校园的首倡者朱永新先生则说(微博)：没有阅读，就没有学生的精神成长。

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先生和温儒敏先生有更为明确、直接的表述：“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钱理群）。“阅读最接近教育的本质，是语文教育的灵魂，是语文教育之本”（温儒敏）。当下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丢失了读书之“根”上去找到原因。

有句古语，叫“山定泉，树定根，人定心”。读书之于语文教育，就如同树根之于枝叶，源泉之于河流，基础之于大厦，血脉之于躯体，灵魂之于生命。树根萎缩则枝叶枯黄，源泉枯竭则河流干涸，基础不牢则大厦倾危，血脉不足则躯体羸弱，灵魂缺位则生命失色——语文教育的“根”丢了，语文教育就难免百病丛生、久治不愈了。

初中3年，600多个课时，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围着6本教科书，百多篇课文，从早学到晚，经冬复历春。教来教去，语文被教成了一条风干的黄瓜，干瘪丑陋，食之无味。

问题还不止如此，更为严重的是，初中的三年，正是孩子智力发育、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和“精神饥渴期”（朱永新语），而我们却画地为牢，让数以亿计的学生把全部的精力、智力、体力封闭在极其有限的应考知识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苦苦打拼而无暇他顾，这无论于个人发展、社会进步，还是于民族前途、国家未来，都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智能浪费和无可弥补的惨重损失。追根探源，主要还是丢失了读书这个教育的“根本”。

“教科书”是不是“书”？

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学生一天到晚手不释卷地捧着书在读，怎么说是丢了“根”呢？难道教材不是“书”吗？

“教科书”是不是“书”？两者能不能画等号？这是问题的关键，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厘清两者关系，在当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教科书”是什么，用叶圣陶的话来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也就是说，教科书只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用来指导读写的范本、“模本”。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基本采取文章学的教学模式，即以“生理解剖”的方式肢解文本，以获得“生理解剖”结果为认知目的，把学生的学习活动仅仅作为“仓储式”的简单的积累手段。

再加上目前符号化、技术化、标准化的教学和考核，日甚一日的消解着语文学科所特有的情感和魅力，“让本该快乐的读写变成了苦不堪言的负担”（钱理群语）。

而古往今来人们所推崇的“书”，则是指那些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见识，养心灵”的书（林语堂语）。这些“书”和“教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国学大师林语堂就曾明言：“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朱永新先生也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教科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

关于“教科书不是书”，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也能找到佐证：“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

由《课标》强调要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可知，教科书并不是语文课程的全部，语文并不等于语文课本。所以在语文教育中，必须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而其重要途径就是读书。相对于语文教育而言，语文课本充其量只是滴水，课本之外则是浩瀚的海洋。

真正的语文教育必须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去引导学生“读整本的书”，把世界当作课本，而不是把课本当作世界。否则，以课本画地为牢去培养“人”，就如同玻璃杯里栽松树、小水沟中赛龙舟，到头来，至多养养绿萝、放放纸船。一直以来，不是《课标》没做要求，而是我们有所忽略；不是《课标》没说到，而是我们没做到，以致陷在教科书里，不能自拔。

我和我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不想带着孩子整天在蜗牛角上较雌论雄，我们渴盼抓住孩子初中一闪即逝的成长黄金时期，对教材进行取舍整合，把古今中外的名著引入课堂，带着孩子们跳出题海、畅游书海，加强人文积淀，培补精气神，并同步提升读写能力及语文综合能力，为其终身发展奠定根基。这种做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标新立异；更不是另起炉灶，剑走偏锋；而是一条在《课标》指引下正本清源的康庄大道。

培养读书兴趣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下面谈谈我们对“文学经典名著”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关于“文学”。

在给学生推荐读物时，我们是以文学为主，兼顾其他方面的书籍。

传统文化精华方面，先后推荐了《论语》、《庄子》、《诗经》、《楚辞》精选、《菜根谭》以及古诗百首、对联百副、名言百句、寓言百则等，利用早读时间去读去背；

历史方面，先后推荐《大秦帝国》《蒙古帝国》《1901》《1911》《左宗棠》《南京大屠杀》《苦难辉煌》等；

哲学方面，推荐“老庄”、王阳明、周国平等；

经济方面，推荐《现代化的陷阱》《猎杀中国龙》等；

社会学方面，推荐《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

军事方面，推荐《长征》《解放战争》《决战朝鲜》《西路军》等；

心理学方面，推荐毕淑敏、卡耐基等人的作品。

我们让学生读书，并非为培养作家，而是着眼于增加人文积淀，提升语文综合能力，进而获得全面、均衡的发展。所以在给学生推荐的读物范围较广，不限于文学作品，

其次，关于“经典名著”。

之所以以“经典”为主，是因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但我们在给学生推荐作品时，既首先考虑经典，又不限于经典，同时兼顾其他优秀作品，因为还要考虑到阅读兴趣的因素，读书活动能否开展起来，培养兴趣是第一位的；在培养兴趣方面，读物选得是否妥当至关重要。

《第56号教室的奇迹》的作者、获得“全美最佳教师”称号的雷夫就说过：培养读书兴趣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给学生选择读物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年龄、接受程度、兴趣特点等因素。

古今中外堪称经典名著的作品浩如烟海，有一些作品偏深偏难，不要说孩子，就是成人接受理解起来都有相当困难。如果上来就给孩子推荐这类作品，孩子很可能一下就会呛水，进而产生畏难排斥心理，从此拒绝读书。

有时学生走近经典要有一个由浅而深、由低而高的渐进过程，这就需要老师去给学生搭一个台阶。比如：为了让孩子走近《老子》，先让孩子读蔡志忠的漫画《老子说》；为了让孩子走近《庄子》，先让他们读《庄子》白话寓言故事；为了让孩子走近《传习录》，先把《明朝一哥王阳明》推荐给他们……待产生强烈的兴趣后，孩子们就会一步步走近名著。

推荐一本书之后，我们的做法是让孩子径直走进去，在一个完整而丰富的语境中，完全自主地去读，无拘无束地去读，轻轻松松地去读，充分沉浸在书中，和作者、和书中的人物同喜悲、共忧乐，尽享读书的快乐。这样坚持下来，兴趣就会自然产生。兴趣一旦形成，孩子的读书爆发力就会产生，他们的理解能力、领悟能力、读写能力都会获得令人难以置信地提高。

走进人大附中，你会发现一道美丽的风景：无论课间、午休，还是楼道、操场，总有三五成群的孩子抱着一部大部头在专注地捧读，或在热烈地议论；一本刚读完，就追着老师去推荐“下一本”……如果学生还没翻开书，老师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读书诀窍、提分妙招，这就如同面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不去把饭菜端上来，而是喋喋不休地去讲筷子文化和淀粉结构，让人兴味索然。

我们给孩子推荐经典以外的读物时掌握这样一个标准：就是作品一定是健康的，美的，可以带给孩子正能量。

尽管社会并不完美，人性也有不少弱点，但是我们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能提高对假恶丑的抵抗力，对真善美的欣赏力，从而能离庸俗远一点，和高雅近一点；离浮躁远一点，和宁静近一点；离邪恶远一点，和善良近一点；离网络泥潭远一点，和古今中外的智者贤达近一点；进而培养高雅情趣，健朗精神，书卷气质，家国情怀。

我们觉得：贪心太重，功利心切是读书的大敌。不要总想着书一打开，就分数一大把，轻而易举，手到擒来，贼不走空。“合抱之树，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再好的饭，吃急了也会噎；再好的书，催急了也会产生排斥。读书是慢功，习惯和兴趣的培养都需时日。但只要持之以恒，读着读着，难以想象的奇迹就会发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以阅读带动写作，以写作深化阅读

读写结合是我们的一贯做法。

以阅读带动写作，以写作深化阅读，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做法。每周一篇的读书笔记，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长短不限，内容不限，写法不限，只让真情实感从心底流出。随后，老师从学生的读书笔记中发现亮点，选出范文，在讲评中真诚赞美，热情鼓励，顺便做一点读写指导。

最初，有的孩子只能写几十字，坚持一段时间，从几十字写到几百字，再到后来。一两千字也一挥而就。两年下来，同学人均读书20多部，其中多为古今中外名著，有的虽不属名著，但也是同类中的精品，或是通向名著的桥梁。人均写下读书笔记两万字左右。刚刚出版的《人大附中学生这样学语文——走近经典名著》一书学生的200篇语文笔记，就是印证。

最后，说说教师因素。名著阅读活动开展得如何，老师是关键，语文教师决定着语文教育。对语文老师来说，孤陋寡闻是致命的。“对一个老师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自己在智力上的空虚，没有精神财富的储备”。有喜爱阅读的老师，才会有喜爱阅读的学生；有视野开阔的老师，才会有视野开阔的学生。

因此，要引导学生阅读，老师自己首先要阅读，不仅要进行职业阅读，还要对文史哲、时政、经济、社会、心理等领域广有涉猎，以不断充实智库，裨补精神。这样，教学才会出现一片新天地，抵达一个新境界，逐渐做到举手投足之间，一颦一笑之际，都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老师的因素外，引领学生读书还会遇到其他困难和阻力，其中首先是来自家长的阻力。

2010年，我在人大附中连续教了8年高三后，被刘彭芝校长空降到初一，去“加强人文积淀，涵养大家气质”，引领孩子开展名著阅读。孰料几个月后，家长的告状信铺天盖地飞到校长手里，家长们众口一词：既然中考只考上千个词语、十几首诗、二十多篇古文，那老师为什么要领着孩子们去读名著？如果孩子因为读书使中考受到影响，没能升入重点高中，这个责任谁来负？声声质问，咄咄逼人。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召开了家长会。在会上，刘彭芝校长给家长讲了很多读书的道理，翟小宁校长还宣读了我就读书问题写给家长的信，最终风波止息，名著阅读活动才得以坚持下来。

可见，在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开展名著阅读活动会举步维艰。尤其在现有中考方向的“指挥”下，面对严峻的升学现实，从老师、学生到学校、家长都有诸多的无奈，即便懂得通过读书可以“种下龙种”，也只得屈从现实去“收获跳蚤”。

朱永新先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的孩子在10多年的教育历程中，还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和习惯，一旦他们离开校园就将书永远地丢弃在一边，教育一定是失败的；相反，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成绩普普通通，但是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成了终身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定比考高分的孩子走得更远。

非常钦佩北京教科院刘宇新等老师的气魄和眼光，把语文教改的着力点放在了读书这个根本点之上，把推进全市的名著阅读放在了课程改革的高度。而此举受到市委、市教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更让人备受鼓舞，我们由此看到了北京市教育乃至全国教育的希望。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