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教师尊严”，得先说说什么叫“尊严”。

我理解所谓的“尊严”，通俗地说，是一种被人尊重的权利。既然是“权利”那就人人拥有，教师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权利的拥有和权利的实现是两码事。

一次在飞机上，和邻座一名医生闲聊。当他得知我是教师后，说：“我俩的职业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都是和人打交道；第二，社会声誉都不佳。”我笑了，心想“都和人打交道”并不准确，我每天面对的“人”充满活力，你每天面对的“人”能和我比吗？但他说医生和教师的社会声誉都不佳，我是同意的。平时听听周围人的议论，打开报纸看看那些负面新闻，真是没几个说医生好老师好的。相反有人把医生、警察和老师相提并论比作不同的蛇——“白蛇”、“黑蛇”、“眼镜蛇”！这说法当然既片面又偏激，但这三类职业的社会声誉远不如过去，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相当一部分（不是所有）教师和医生、警察一样，并没有获得普遍的社会尊重，虽然有被人尊重的权利却并不被尊重，拥有的权利并没有广泛实现，因此谈不上“尊严”。尽管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宣传“人民教师无上光荣”，还设立了“教师节”，但老百姓依然看不起一些老师。“尊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倾向，是无法强迫的。

我想，一门职业要受人尊重至少有三个原因：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个人素养。且让我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民国时期我不了解，至少从我记事起，我就从我当老师的父母身上感觉到，教师这个行业并不是那么“令人自豪”。原因还是从我刚才说的三方面去找。

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被当做“改造对象”。“镇反”“肃反”“反右”……每一次政治运动，教师无一例外都会被冲击。到了“文革”，毛泽东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毛泽东1966年5月7日致“林彪同志”的信（亦称“五七指示”）中的原话，小时候我可是背的滚瓜烂熟的——无论大学还是中学小学，于是教师队伍再次面临劫难：侮辱、批斗、殴打以至迫害致死的老师不计其数。

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我亲眼看见我的老师在被批斗时惨遭毒打，从台下向他砸去的一块石头击中他的头部，鲜血一下子从额头流下来，整个面部顷刻间成了鲜红！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被批被斗被毒打，但在那个年代所有教师头上都悬着一柄达摩克里斯剑，时时刻刻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事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臭老九”。如此“臭老九”，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教师职业的经济待遇不高，似乎自古而然。尽管老祖宗有“天地君亲师”的排列，但到了明代便有了“九儒十丐”之说，教师的地位仅在乞丐至上。这里当然更多的是指经济状况。当教师从来就不可能发财，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所以就有了“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古训。不过，在运行正常的社会，教师虽然不可能成为富翁，但生活充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现在已经有不少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收入是相当丰厚的，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也绝不可能仅比乞丐好一点点。即使50年代中前期，中学教师的收入也颇为可观。

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我岳父50年代初便开始在中学任教，当时他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大小十几口人，而且生活还算比较富裕。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到了后来，教师的工资便渐渐衰落了。六十年代初，我的一个叔叔（父亲的同事）平时在学校上课，周末则回到农村的家。一次回家前想给家里老小买点吃的都没钱，最后脱下自己的毛衣换了一个大南瓜带回家！我从小就听惯了“穷教书”的说法，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穷当官的”。因此，便有了公社书记对小学老师说“你好好干，以后我提拔你当售货员”的真实笑话。

教师在旧时被人称作“先生”，这个称呼包含着人们对教师学识和人品的认可，或者说期待。过去，哪怕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教师，都会被周围的乡亲们视为一方神圣。因为“先生”就代表着学问。逢年过节，主持各种礼仪，大家都要去请“先生”。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许多大家乃至大师，年轻时都有过当小学老师的经历。比如叶圣陶，当年师范毕业后，就是在苏州郊外的甪直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可以想象，当年学识渊博、人品高尚的叶圣陶会给孩子们怎样的启蒙？当然，叶圣陶是名人，可是我们完全还可以从作家魏巍《我的老师》中了解一位名叫“蔡芸芝”的普通小学老师对孩子心灵最初的滋润。这样的老师，是值得孩子们感恩一辈子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在现在的中小学中，究竟还有没有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究竟有多少像蔡芸芝这样充满爱心的老师？孩子们每天见着我们都要叫“老师好”，但如果孩子仅仅是出自礼貌而不是发像魏巍对蔡芸芝老师那样发自自内心的尊敬与感恩，这出于“礼节”的“老师好”三个字是没有多少尊严的含金量的。

好了，我们来看看，现在有的老师（注意，我一直说是“有的老师”而非全部老师）为什么没有尊严？

是政治地位依然低下吗？当然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已摆脱了政治上的歧视，一般情况下，更不可能无端遭受政治迫害。相反，“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等口号已经写进了党和政府的各类文件。尽管有些口号并不见得就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了学校，落实到了教师身上，但毫无疑问，整个社会氛围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比起几十年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就个体而言，也许还会有辱骂甚至殴打老师的现象，但就整体上说，教师在政治上已经翻身，这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吧！

是经济待遇依然不高吗？恐怕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是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教师的工资偏低，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教高三毕业班的时候，要动员学生报考师范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原因很多，但收入低是重要的一点。

就在前几年，在职教师辞职下海做生意的也不是个别。然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绩效工资的落实，绝大多数教师的收入在当地应该还算过得去——当然，我们不能和大款富翁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中等水平吧，而且教师职业相对还比较稳定，收入自然也比较稳定。这也是近几年师范院校出现报考热的原因。现在每年大学生毕业，包括一些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也纷纷参与学校招聘的竞争，经济待遇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有的教师不被人尊敬，既然主要不是因为政治地位，也不是因为经济待遇，那我们只有到教师个人素质上找原因了。按说教师也是“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有着怎样的人格与学识？换句话说，我们就应以什么去赢得社会的尊敬？

读《南渡北归》，我实在震惊于上世界上半叶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学识。一边读我一边想，当代知识分子和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学识与人格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先说学识。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胡适不从，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

看看今天，稍微会说几句论语孟子，加上年长一点，立马就被媒体称作“国学大师”，相比之下，胡适简直就是“文化昆仑”了。但胡适当时很清醒，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无视当时真正的学界泰斗的存在。他谦虚而真诚地对曹云祥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他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几位大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简直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从学问上说，我们现在究竟哪一点比前人强？想去想来，也就会点计算机操作，会点“爱疯”“爱拍的”而已！

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几年，分别在柏林、哈佛等欧美名校攻读，却终没拿回一张博士文凭。

试看今天的中国，“博士”“硕士”何其多也！中学甚至小学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硕士也如过江之鲫涌入中学，但恕我直言，现在有的博士硕士其学问可能还不如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

这当然包括我本人。所以我从不敢在我的名片上印“博士”二字。

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再说人格。

上面所说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指的是以“教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四位大师，其实，该院第一批导师是五位而不只是四位。还有一位叫李济，但他是以“讲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所以便没有进入“四大导师”之列。

这位李济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14岁考入清华学堂，18岁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主攻心理学、社会学，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或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那一年，李济27岁。

学成之后，李济毫不犹疑启程回国。和若干年以后的许多留美中国学生不同，他想都没有过“在美国发展”。在他的心中，有着成为学术大师的愿望，却没有成为百万富文的大亨或权势显赫的大官的追求。他一门心思想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抱负，而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理想。

若干年后，李济这样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渴望中国尽快崛起，这不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强烈愿望，也是他们的行动。他们清醒地看到了当时中国在各个方面与欧美的差距，并大胆地向西方学习。正是因为这种“强国梦”，梁启超特意安排长子梁思成赴美学建筑，安排次子梁思永学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

后来梁思成和梁思永的学术贡献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氏兄弟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梁氏家族的“风头”，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

读毕《南渡北归》，我真的自惭形秽，我甚至不敢对自己说“我是知识分子”。我甚至觉得，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加个引号，为“知识分子”，意思是“所谓的”。

坦率地说，我现在对某些教授、院士，或者号称“大师”的专家，实在不敢轻易尊敬。如今学术腐败这么猖獗，我怎么只知道你的“教授”“院士”是怎么来的？就算你在你所研究的专业上的确达到了某种高度，但人品的高度也上去了吗？一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自以为有学问，趾高气扬；但怎么看也觉得像没有文化的老板。

过去讲“道德文章”，这是一体的。而现在，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两码事！因为同为四川省人大代表的原因，我曾经和一位教授接触过，该教授在全国有不少的粉丝，但他和我聊天的时候，大骂中小学一线的老师是“白痴”，而且言谈举止粗俗猥琐，格调低下。当时我感到吃惊：如果老师们知道他们的偶像如此骂他们，该作何感想？

我再次想到——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算不上！

请问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有几个在业余时间读书的？听吴非说过，他曾问一位老师最近读书没有，回答是否定的；他追问为什么不读书，回答居然是：“学校没发！”

是呀，学校没发书就不读书，这就是一些老师的逻辑。现在，有几个教师家里有藏书？除了教材和教参，还有多少人在读教育学著作，读教育专业著作，读教学专业杂志？对于国际国内富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著述，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著作，他们阅读了多少？他们有没有比较宽阔的人文视野？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凝望了多少？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了多少？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生活，以及各种暗流汹涌的思潮，又关注了多少？

还有，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是否能够写一手还算说得过去的文章？当他要求学生背诵古典诗词的时候，他是否能够背诵？有一次，我到某大学中文系去招老师，系主任给我推荐了几位“高材生”，面试时，我只出了一道题：“请背诵一首你能够背的最长的古典诗词。”结果几位“高材生”面面相觑，继而面红耳赤。最后一个男生红着脸背了一首“床前明月光”！曾有媒体报道，某著名高校中文系有学生考试写作文时，因写不起某些常用汉字而改用拼音表达！还有一个学生因为不会写“钥匙”二字，竟然用“key”代替！

以前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题词，觉得那一代人的字写得实在是好，包括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彭德怀，也写得一手好字。可现在，随便你到哪所学校去听课，有几位老师板书的字迹能够说漂亮？当学生家长看着孩子作业本上老师那蚯蚓爬行似的批语时，他怎么会对老师肃然起敬？

现在，接受家长送礼请吃，俨然已经是一些老师的“潜规则”了。我就亲耳听一位老师说：“靠山吃山嘛，我们当教师的，也就靠这个了！比起那些巨贪，我们收点礼算什么？”可怕的不是老师收礼，而是老师收礼之后的心安理得，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其实，家长给老师送礼，恰恰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蔑视——送点礼就把“老师”搞掂了！家长当面对我们说奉承话，心里却在骂我们呢！所谓“进门拜三拜，出门骂三代”！

我认识的一位小学老师，因为拒绝收家长的礼而在学校成为“另类”，颇为“孤立”。但她说：“我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心里踏实。因为我不欠任何家长的情，所以我在教育处理学生的时候，敢于向任何家长说不！我有这个底气！”有一次，一个学生的母亲给这位老师送礼被退回后，孩子的家长理解了老师的真诚，很是感动。她对老师说：“其实每年给老师红包送购物卡，我心里也不愿意，但一想到别人都送而我不送，我的孩子要吃亏啊！每次我把红包送给老师，老师收下的时候，我心里就说，孙子，你拿去花吧！”

你们看，当学生家长表面上对我们毕恭毕敬而心里却在骂我们“孙子”的时候，所谓教师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了。然而，教师的尊严恰恰是不自尊的教师自己剥夺的。

没有渊博的学识，缺乏应有的人格，这样的“老师”，你凭什么让家长让社会尊重你？即使政府把一年365天都设为“教师节”，即使政府再把教师的绩效工资翻一倍，也没人尊重这样的“老师”！

不是要我们当老师的都成为完美无瑕的“圣人”或者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教育者都很普通。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承受着学生人身安全、教学质量要求、升学率任务以及家长过高的期待值等巨大的压力。因此我们每天早晨迎着太阳或冒着风霜雨雪匆匆赶到学校，然后上课、批改作业、找学生谈心、接待学生家长；晚上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还要在灯下备课、阅读或写教育随笔，反思自己一天的工作。我们有着来自教育的困惑，或来自生活的烦恼，也因此而叹息乃至流泪……

但我们绝不敷衍自己的职业和班上的每一个孩子，我们还坚守着内心的底线。我们不愿意只是埋怨（有时候当然也忍不住发些牢骚），而想通过我们每一天点点滴滴的努力——从上好每一堂课开始，从带好每一个班开始，从和每一个学生谈心开始，从走访每一个学生家庭开始……一句话，通过我们自己干净的教育行为，改善进而（或许能够）改变我们身边的教育――我们当然不敢奢望改造中国教育，再进而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改变对教育的看法，改变我们教师的社会形象，以赢得我们的尊严。

有一次去南京师大附中看望吴非，他给我谈到教师的风气：“教师是否被学生真心尊重关键还是教师自己。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被学生看着呐！”他很自豪地谈到他所在的语文组：“我们语文组有几位年轻老师真不错，庄敬自强，有真正的教师修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苟且！”

听到这里，当时我心里一震：“不苟且”这三个字太有分量了，撞击着我的心。我说：“我一定把这三个字对我校老师说。不苟且，意味着抵御外在的诱惑，坚守内心的良知，不管社会风气如何，决不放弃应有的理想、情操和气节！”

他说：“是的，教师不能放弃理想。人生在世，吃的穿的用的，能够花费多少钱呢？够用就行了。不能因为过分追求物质，而放弃了精神追求。”

吴非所说的“不苟且”是一种灵魂散发出的芬芳。是的，说到底，教师的尊严正是来自高贵的心灵——厚实的学问，儒雅的修养，执着的理想，赤诚的爱心，纯洁的童真，丰富的智慧，宽阔的胸襟，凌云的气节，伟岸的风骨、朴素的良知、自由的精神……构成了高贵心灵的全部内涵。

包括我在内的教师应该随时问问自己：我有这样高贵的心灵吗？

几年前的一天，在成都市区一辆公交车上，一位母亲摸样的女士在和旁边的朋友聊她孩子的初中班主任：“孩子从读小学起，每年她们都为给老师送什么礼而发愁。孩子进初中后，孩子的班主任潘老师不许我们给她送任何礼物。现在孩子都快毕业了，许多家长都在说，三年来，潘老师对我们的孩子那么好，可我们想请潘老师吃顿饭，就是那么艰难！”

这里说的“潘老师”，就是我校的潘玉婷老师。

听了这样的议论，我一点都不惊讶。“李校长，请将***安排在潘玉婷老师班上。拜托了！”每当潘玉婷老师带完一届毕业班，暑假里我总会收到一些领导这样的手机短信，要我把他们或他们亲戚、朋友的孩子安排在潘玉婷新接的班上。在我校，也有不少老师在计算，看他们的孩子读初一的时候，能否刚好赶上潘玉婷教初一，“这样，我的孩子就有福了！”一位老师这样对我说。

这里的“有福”不仅仅是说孩子可以享受潘老师精彩的语文课，更是可以享受班主任潘老师的爱。为此，我曾在大会上说：“什么是优秀教师？家长想方设法——甚至托关系走后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你班上，你就是优秀教师！”

这就是一个教师真正的尊严。

文章来源：《教师博览》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