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航、赵书超

　　教育改革是一项异常复杂、需要全社会推动的国家事业。当今，教育本身已被赋予了过多的期望和目标，而这些期望与目标之间又往往相互背离、掣肘、矛盾。激发相关人士思考、对话、参与教育决策，最终汇集成教育智慧，方能有利于复杂问题的彻底解决。

　　近日，5名中国教师到英国英格兰汉普郡利普胡克的波亨特学校（Bohunt School）“支教”，对50名英国中学生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中国式教学”，这一过程被BBC拍成了纪录片。教学过程中，中国教师把英国学生训哭，英国学生则差点把中国老师“逼疯”。一时间，中英教育对比成为热议话题。对此，笔者不想简单讨论谁是谁非，想借此反思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中学生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数学、科学表现优异，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表现出浓厚兴趣。英国教育大臣更是率团到中国考察，准备引进中国教学模式以改造英国中小学数学、科学教学。但是，对于引进“中国学校模式”，英国上下并未达成共识。政府积极推进，可学校老师、家长并不怎么“感冒”。在这种情况下，对比实验成为双方论辩的显性论据——中国老师究竟怎么教学？学生感受如何？中国教学模式能否在英国推广？借助对比实验的结果，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试图增加直观性和说服力。

　　这次看似媒体“炒作”的教育事件背后，隐藏的是英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及其决策机制——政府与下层相关阶层及人员协商并达成共识。其前提是，不同教育观点的充分表达，甚至博弈。欧美国家的教育实行民主管理，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有参与管理、决策的权力。政府的任何教育改革必须征得不同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认可。具体到英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仍然是“双规制”：一轨是私立教育，主要通过私人出资办学，也被称作“贵族教育”；一轨是公立教育，主要通过居民纳赋或称国家出资办学，也被称作“平民教育”。在公立教育办学方面，不仅学生家长、国家机构，就连纳税人都有相关教育决策权，这就是英国教育改革的自然生态，也是“中国式教学”被“热炒”的英国国情背景。

　　调动不同方面与层次人员反观自省、理解他人、诚信沟通、互谅互助，最终达成共识，这才可能形成共同的教育见解和和谐统一的主流教育文化。

　　目前，中国教育改革遇到诸多难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加以反思，其中教育改革程序和决策方法，不失为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直接牵扯到相关人员和机构面对改革的认识、态度和工作方法。英国的教育改革模式，特别是其决策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原因有二：一是这种模式看似烦琐、低效，却能够激发相关人士思考、对话、参与教育决策，最终汇集成教育智慧，这才有利于复杂问题的彻底解决。教育改革是一项异常复杂、需要全社会推动的国家事业。因为教育改革牵扯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前途和未来，还直接影响适龄儿童的当下和一生，所以难免吸引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并且在当今时代，教育本身已被赋予了过多的期望和目标，而这些期望与目标之间又往往相互背离、掣肘、矛盾。二是这种模式看似无序、混乱，但却是调动不同方面与层次人员反观自省、理解他人、诚信沟通、互谅互助，最终达成共识，这才可能形成共同的教育见解和和谐统一的主流教育文化。和谐统一的主流教育文化是教育改革这棵“幼苗”得以生长的肥沃土壤。

　　在中英教育模式的碰撞中，着眼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找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来说，意义更大。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各方通过磋商、妥协，甚至博弈的方式应该充分发表意见。同时，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的成功，也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在中英教育模式的碰撞中，着眼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找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来说，其意义更大。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在教育理念上变选拔为育人。从历史看，中国教育文化原本具有浓厚的育人特色，侧重在“德育”方面。然而，选仕制度在中国确立后，选拔“入仕”开始演变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目标，并积淀成一种文化。相反，教育本身的目标追求是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BBC制作纪录片的初衷，尽管可能是想引导英国社会深入研究并借鉴中国教育，但是，它也启发我们研究并借鉴英国教育，特别是反思中国教育自身的问题，尤其是教育文化的积弊并加以改进。严格地说，选拔只是教育的衍生功能，育人才是其主旨。变“选拔文化”为“育人文化”，才是中国教育文化重建的正途。否则，在“选拔文化”背景下讨论教育改革，一切都是雾里看花、空中楼阁。

　　第二，在教育目标上变学习知识为提高素质目标。知识传授是“中国式教学”主要功能，也是为“知识目标”所设计的针对性教学架构。因此，一般而言，“中国式教学”的教育目标是“知识目标”。这在农业社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的教育承担的任务，主要不是培养劳动者、科技工作者等类人才，而是培养“士”阶层，即今天所谓“有闲的”知识分子阶层。时移世易，今天教育不仅肩负培养知识分子，而且更肩负着培养从业者、技术人员等各种人才的重任。这些人才仅有丰富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即必须是各种素质全面发展的人。“育人文化”的回归，是时代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教育目标的重建必须建基于这个现实。

　　第三，在教育手段上变灌输为启迪。相对而言，“中国式教学”在教育系统里属于“手段”层面的内容，而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中国式教学”尽管适合“知识传授”这一原有教育目标，但却无法承担培养全面素质这一教育的新目标。教育目标的转向，即从“知识”转向“素质”，要求教学从理论框架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必须转向和重建。在“素质目标”（即全面培养学生的各种素质）指导下，特别是因应我国现阶段对教育提出了的新要求，即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相应的教育手段亟待重新选择或重建。至于具体手段是什么？有哪些？我们可能一时难于准确回答，但是，选择教育手段的原则是明确的，毋庸置疑的，即必须是启迪性的，引导性的，辅助性的。因为素质的培养一定是在学生活动中落实的，能力是“灌输”不来的。即使在隶属“素质”的“知识”学习中，教学手段也需是启迪性的，而非直接灌输。这样，学生才能学会自主思考、发现问题，并亲自行动去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各种素质得以培养，我们所强调的“实践能力”也随之生长了，“创新精神”也随之孕育了。

赵志航、赵书超：石家庄学院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