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塔克（Marc Tucker）

美国教育与经济中心主席、CEO

以教师专业发展推动学生成就

多年以来，美国教育与经济中心（NCEE）旗下的国际教育基准中心（the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nchmarking）的研究已经表明，拥有最高效学校的国家已经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教育体系，这些教育体系由多个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都经过精心设计，各个组成部分相互支撑，并统一于共同的目标之下。[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活动、个人行为、冲突、妥协随时都在发生。]尽管如此，有些国家因为非同寻常的高效体系的设计而获得成功的程度还是令人震惊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下面要介绍的可能会显得跟我说的不一致，尽管我并不认为会是这样。

与高效体系相对应的，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些教育体系获得成功，仰仗于特殊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丹妙药”，后面我会作具体介绍。当我介绍完的时候，我会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一种高度完整且强大的系统。专业发展系统包括多个方面，比如包括了表现管理系统、责任系统、现代学校组织和管理系统、鼓励学校员工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的激励系统，等等。如果说那些高表现教育体系有什么“秘密武器”，那无疑就是其教师专业发展系统。

首先，我想以教师专业发展系统作为一种策略来加以介绍，然后，我会再从其他角度来进行分析。

我的介绍基于我们刚刚发布的两份报告。在《超越专业发展：高表现体系中教师的专业学习》报告中，澳大利亚教育研究机构“学习优先”的CEO本·杰森（Ben Jensen）对中国上海、新加坡、加拿大BC省和中国香港的教师专业发展作了研究，提炼出了六个地方的共性特点：

1）教育管理者将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视为提高学生表现的关键因素；

2）与美国相比，教师们在专业发展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

3）学校校长对教师专业发展负有责任，这是校长表现评估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4）被选作引领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在校内享有较高地位，并享有较高薪酬；

5）专业发展的途径主要不是把教师送到校外去参加培训或研习，而是将教师组建成各种团队，大家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系统性地促进学校各方面的提高，从而促进学生的表现；

6）教师的协同工作过程严谨并保持不断改进，教师们共同工作，首先调查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接着基于调查结果发展和实施干预，在实施过程中收集数据，跟踪进展，不断调整，逐步达到理想状态。

杰森指出，在这六个地方中，新加坡和中国上海已进一步发展出了教师职级模式。张民选教授的报告对上海的做法做了具体的介绍。在上海，教师跟学生在一起的时间一周只有10个小时，余下的时间，他们都用于促进学校的运行。教师有三类不同的分组工作方式，一是年级组，二是学科组，三是研究组。教师在其职业的初级阶段，对其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他们作为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而当他们进入中级或更高级别时，其指导其他教师的能力、引领其他教师的能力以及开展研究的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张民选指出，评价教师开展研究的能力，并不是说教师必须对研究文献作出原创性的贡献，而是关注教师通过研究的过程，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严谨有效的方式来改善学校教学的程度。

在这样的模式中，教师的专业发展跟工作坊的模式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发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学校有组织地开展持续不断的学习，成为教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海模式中的一些做法，在新加坡、日本以及其他亚洲体系中已经运用了很长时间，但其中不包括上海模式的核心——职级系统。张民选教授教师生涯的早期，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发起了一项交换学习项目，他很幸运地被选中。在英国学习期间，他注意到，英国高等教育的教师一般从教学助理开始做起，然后不断晋升，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再到教授、首席教授，只有在展示了一个非常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后才能成为终身教授。而美国的教育体系，将所有教师视作都拥有一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教师承担同样的职责，获得同样的薪酬，简直更像是共产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他将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职级体系带回中国，后来又被新加坡引入。

张民选说，上海设立教师职级制度时，还有另一层想法，那时上海经济尚未腾飞，设立职级制度也是想向人们传递一种观点，即教学具有专业性，而不是一个“蓝领”职业，希望能借此吸引更多优秀的高校学生来选择教育这一职业。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缺少资金，但上海市教委不得不从头做起，重建整个教育体系。他们决定将捉襟见肘的教师培训资源用于确保这些未来的教师对所教学科的全面掌握上。他们所用的策略非常特别——培训在学校里完成。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新教师们，成为熟练教师的徒弟，跟着“师傅”们学习。如果没有职级的设计，这种策略当然无法奏效，正是因为职级制度，使得他们能够甄别出熟练教师，并将他们进一步塑造为新教师的导师。与美国相比，由于上海的学校需要靠熟练教师来指导新教师如何教学，这些熟练教师曾经、现在依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指导新教师。

这个体系中的其他一些重要结果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新教师进入学校，拿到的只是一张临时性的教育证书，在判断这些新教师是否能进入下一职级时，指导他们的资深教师的意见非常重要。

最近，上海还在其职级系统顶端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职级——教授型教师。这个头衔授予这个体系中处于顶端的很少一部分教师，给他们和大学教授相同的职级。他们的想法直截了当。获此殊荣者，需要在课堂教学、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上都展示出杰出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是那些要获得大学教授职级的人必须具备的。如果中小学教师具备了这些能力，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获得这个职级的机会呢？这一做法无疑体现了上海在教师职业化上的态度，也让我感到震撼。

实际上，我所描述的一切，反映了上海为学校教学这一职业完全职业化所作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完善的职级设计，将教育从一项具有很多蓝领工作特点的工作，变为了一份真正的职业，一份跻身于高社会地位的工作。让教师协力合作，自律、系统地促进学校表现，则需要改变学校的环境。若学校是一个“蓝领工作”环境下，其改进措施大概都是由学校管理者以及大学研究者来决定，而现在，专业人士引领着学校的变革与发展，教师自身成为了教学权威，成为了学校发展的创新者和促进者。让教师成为研究者，绝不是让教师做别人研究成果的“消费者”，而是让一切回归本源。

自1995年第一届国际数学和科学调查第一批结果发表至今，全世界都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学生占领了全球排名表的前列。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古代儒家思想的尊师重道的结果。对于亚洲学校的成功，这样文化解读让西方人承认了亚洲的成就。

不过我认为这种解释完全错误。亚洲人非常乐意深挖那些他们认为不再有用的文化。他们也不那么愿意接受那些他们认为比自身现有文化更有用的西方文化。如我所说的，张民选教授年轻时从英国带回了教师职业发展新体系的核心元素。然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元素明智地融入了新的元素，孕育出了前所未有的更好的新做法，但是这个新体系的主体部分并不是西方接触不到的儒家文化的产品。

这是一个全新的教师职业发展体系。它可以被简单描述为一种新的学校组织和管理体系，一种新的学校责任体系，一种新的表现管理体系。它包括了所有这些方面，这些方面相互交织在一起，为学校教师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而这正是提高学生表现的基础和真正动力所在。

马克·塔克2016年1月28日在美国教育与经济中心官网发表的观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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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师的敬业和谦逊，让我印象深刻

2016年2月18日，“第一教育”关于“上海老师继他们的学生之后被世界关注到了”的消息发布后，“第一教育”独家连线TALIS项目负责人兼资深研究员Karine Tremblay女士，请她谈谈对上海教师的印象和评价。

-------------以下为独家对话实录-----------

第一教育：你如何评价在本次TALIS调查中上海教师的整体表现？

Karine：首先，我要说明的是，TALIS不是对上海教师水平的测试，而是对他们教学和职业发展情况的调查。

我们发现，上海在教师职业发展方面采取的诸多举措堪称典范，值得世界同行的借鉴，比如，教研活动高参与度，同行之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其中，对新教师的职业培训几乎做到了全覆盖；同时，频繁的课堂观摩和教师听课已经成为教师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么做，既对教师上课进行及时反馈，又为教师成长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第一教育：你认为上海在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哪些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Karine：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教师的敬业和谦逊。

虽然上海老师在教育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比如学生的PISA成绩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尖子学生，以及不让学生因为家庭经济背景的原因而掉队，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居功自傲。

上海老师对工作非常上心，时刻思考着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他们积极地参与教研活动，提高教育和管理能力，并不停地自我充电，学习最新的知识。

同时，有关部门也给予上海老师充分的支持，比如组织新教师培训，开展各类教研项目等，让经验不足的教师避免走入误区。

第一教育：您对上海在教师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建议？

Karine：上海在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引以为傲。如果要说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

1）正确认识评价和反馈的作用

教师作为专业人才，其成长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教师应把评价和反馈视为成长过程中的资源和激励手段，不断提升职业素养。

2）对教师职业发展的指导应贯穿整个生涯

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可以更多地对他们在职业发展方面给予专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