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贤明

辨析教育改革中的教育问题

上海教育：作为一位教育研究者，您现在主要关注哪方面的教育问题？

项贤明：最近一个阶段，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有关教育学及教育科学本身。我感到目前我们教育学研究的科学化尚且不足，我希望教育科学的发展能够建立在较为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教育学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始终受到政治很大的影响。“文革”与“恢复高考”与其说是教育改革，不如说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眼界打开了，向世界各国学习，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教育学。但总体上而言，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不足不仅是我国甚至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不仅影响着教育学科本身的发展，也影响着教育科学对教育现象的解释力和对教育实践的指导力。我国拥有庞大的教育队伍，可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庞大教育研究队伍，但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我觉得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包括科研知识体系的整个科研管理，没有引导教师将目光投放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学术评价标准有问题。

我现在更多关注教育学科本身的发展，包括很多教育观念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由于中小学教师所致，而在于我们对教育学本身的理解和解释有误。教育科学没有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没有真正的面对现实。

对此我想做一些基本的事情，设想做一个教育分类学，对教育现象做一个基本的分类。这些分类真正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实际观察，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分类框架，再慢慢一步步进行研究下去。尽管一开始不会十分完善，但至少这是一条探索之路。

上海教育：您前面提到我国教育历来的发展，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教育发展的？

项贤明：谈到对30年教育总体上的感觉，我感到教育改革在外延方面，如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投入量的扩充方面，成绩巨大。尤其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非常突出的成绩。但中国教育改革在内涵方面，最近30年进步不大。就这方面而言，我认为中国教育改革谈不上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我看来，它没有达到最初设计的目标。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身的特点和兴趣，而我们的课程目前仍然很单一，不能满足每一位学生发展的需要。目前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和理念延续的是我国1978年的教育发展基本目标。当时我国刚开始对外开放，整个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是适应新技术革命，顺应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基本目标是为国家培养知识精英。到了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中国教育改革要发生转向，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培养出少数科学家，而是要提高全民族素质。但事实上，上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未实现这一的目标。我们整个课程仍围绕着1978年当初的设置，也就是1985年之前的课程思路。

1985年之前那个阶段设置的课程目标，即培养知识精英，这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但今天的中国发展已经证明，单纯依靠少数科学家远远不够。中国要发展社会领域的各个产业，要成为制造业强国，首先要有一支拥有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是基本条件。故此，1985年之后，国家提出的教育改革转向，同样也是历史的需要。尽管国家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就改革的内涵方面，我们如今仍没有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与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

上海教育：您谈到对“教育问题”要进行分析，从而认清什么才是教育能解决的教育问题。对此您能具体谈谈吗？

项贤明：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教育领域里出现的问题。“教育问题”，不同于“教育中的问题”，它并非囊括了教育领域的全部问题，而是指产生在教育领域并且对众多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乃至对社会进步产生一定影响的问题，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一般都是这类问题。在实际改革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把教育问题和一般社会问题、管理问题、政治问题等相混淆，并因此采取错误的或缺乏针对性的措施，导致改革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在教育改革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辨析清楚我们想要解决问题之性质，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

教育改革，尤其是宏观层面上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往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改革。教育的问题，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也会有所表现。同样，社会问题也会在教育领域出现相应的表现。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常常有一些出现在教育领域里的问题，看上去是个教育问题，实际却是一个社会问题。例如，作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引起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育政策或教育教学方法的失误，而是教育领域以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失当。

再如职业教育问题。投入不足、办学模式陈旧、与生产和市场结合不够紧密等，在某一时期的确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如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我国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使得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学生最终都流入了社会底层，还有谁愿意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呢？只要诸如此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些呼吁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架设“立交桥”，让职业学校的学生也有机会去攻读博士学位等之类的改革措施，除了让已经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学生能够在学业后期争取逃离这个轨道外，不可能真正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

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2004年发生在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代表。这类问题看似是具体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实则主要是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宿舍管理建立了有效的合约和投诉机制，学生入住宿舍即签订协约，知晓和承诺在宿舍哪些事情不能做，否则将受到批评教育乃至处罚，并知晓受到舍友干扰或欺侮可以去何处投诉，投诉后又能得到迅速有效的解决。那么，这类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当前我国正在试图通过高考改革来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管理协调相关人群关系和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功能。高考制度的改革显然只是一个管理改革，它只能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难以直接改善具体的教育过程。应试教育是人们在教育过程中迷失了教育原本的目的，错把考试当作教育的目的，从而在教育过程中采取错误的方法，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这显然是个教育问题，需要对具体的教育活动过程，包括对指导这种活动的理念进行深刻的变革，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否则，无论高考怎么改变，改革的结果也只能是产生新一种应试教育，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达成改革的目的。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中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相关的一系列教育问题，其中有些就属于在教育决策部门眼里，这类教育问题更多时候是作为政治问题而非只是作为教育专业问题来对待的；而在教育专家们的眼里，这类教育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然而，在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改革过程中，真正最受关注的焦点却往往是同一城市甚至相邻街区之间的学校办学水平不均衡，而不是城乡之间或东西部之间的不均衡。实际上，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孩子的智力水平、人格特征、兴趣倾向等都存在差异，因此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到“重点学校”的水平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让学校办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兴趣选择不同的学校，将来成为自己想成为并能够成为的人。但是，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是很难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

实际上，一些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以持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只局限在教育领域，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支撑。如果我们希望一场教育改革能够发挥“重要而持续的影响”，那就不能不考虑其社会环境。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有时我们面对的某教育问题是真实的，但这个教育问题的解决却是以另一个或另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配套的社会改革，我们的教育改革所能取得的成果往往相当有限。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常常因为对这类情况缺乏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仍然把目光局限在教育领域内部，甚至想象出一些虚假的教育问题来试图“深化”改革，其结果只能使教育改革陷入僵局。

教育中的改革与政策选择

上海教育：您刚才谈到了教育改革问题往往与其他问题相交错，也提到了教育改革受到行政的影响问题。比如现在高考中就有对省高考命题权的讨论，有认为是分省命题，也有呼声认为应该全国统一命题。

项贤明：教育管理中的分权与集权是教育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有过度的中央集权倾向，至少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过渡干预高校办学并非是一件好事，尤其对高校的创新能力会造成很大的干扰。

正如刚才我所说，很多人对高考公平性这一问题有很大的误解，以为将高考权下放到省里就会失控，就无法解决公平这一问题。公平与否不在于将教育管理权放在哪一级，而在于如何监督与管理，这才是根本。所以我提倡“以省为主，下设学区”，国家可以将很多教育权利下放到省一级。教育部只需要掌管两件事：第一是制定国家所需人才的发展规划，明确各级实行举措，使之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二要监督教育执法过程，确保各级能贯彻落实各项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省为主，下设学区”是指每个省划分学区，并由省直接管理。这有很多好处。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主要出现在县一级，若把教育放在县一级管理，尚不能解决教育水平差异问题，因此最好“以省为主”。第二，一旦划分学区，教师在人事上就不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县，教师被分到偏远地区而无法调回的问题就不复存在。在“以省为主”管理体制下，学区甚至可以给偏远地区老师更高的报酬，这样能鼓励他们流动。但若要实现这一倡议，需要教育部放权。第三，“以省为主”就有能力设计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因为省具备一定的教育规模以及专业人员，有能力设计课程，这也能使中国教育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第四，“以省为主”可以使课程改革自由化。

教育部将权利下放至省一级，各省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但若将权利下放至县一级，县一级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县一级的教研队伍还不足以独立开发课程体系。同时，县一级的管理可能有诸多问题，如财政截留问题，教育干部问题。政府财政挪用和很多地方的干部任免，特别是中学校长的任免，县组织部有时会委任一些对教育了解不够的人士等等问题在目前还比较多。但倘若“以省为主，下设学区”，教育直接由省接管，它的发展才有可能更专业。而且，这也能更好地落实教育部对教育进行补贴，减少各地因教育经费短缺而造成无法按时发放教师工资的现象。

上海教育：回顾历史，长期困扰我国教育发展的教育经费短缺问题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现在东部等某些地区教育财政经费已经非常充裕，但是很多学校和教师依然觉得教师待遇和教育经费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您觉得这一现象的症结在哪？

项贤明：现在我们的管理体制容易“一竿子管到底”，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我觉得像教育经费的使用应该由专业的委员会来审定。学校进行预算申请报备，由专业委员会进行预算审定并决定是否给予资助。我认为教育改革30年到今天，需要反省下未来的教育改革应该往哪里走。30年教育的内涵改革一直没有得到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自主权的缺乏。教育经费已被提前规划好用途，一般用于硬件配备。打造优质教育的第一要素却并不仅仅只是硬件，而是教师。我们应该给教师与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仅是硬件环境，还包括软件环境。

具体到每所学校的经费使用，目前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学校的课桌椅排法也影响着学生的创造力。家庭经济实力的增长造成了家庭对教育的大量投入，这也造成了教育现状的巨大改变。如果说15年前高中出国留学的大多是考不上大学的学生，现在出国的则多为优秀的学生。出国的学生越来越多。好的学校里，一个班级大部分学生都选择出国，这都是教育经费大量增加之后新产生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学习与发展

上海教育：就具体学校而言，您认为对此可以做出何种应对与改变？

项贤明：现在很多高中校长具备国际眼光，想要国际化。若真的想要国际化，想办好国际班，校长和老师就不能只着眼于办好这个班级，或是它对学校有何作用。而是应该注重学习国外好的做法，甚至是我们能向他们输入什么。校长也可以考虑与国外进行相互交流，可以去国外办学。

上海教育：您认为现在我们最需要向国外学习教育的哪方面？

项贤明：每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讲中国现在应该向国外学习，或是向某个特定的国家学习。但我们也应该更多的看到别人的长处，这样才能获得进步。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我们经常会提到国外教育的诸多优点，但这不代表中国就一无是处，全部需要向别人学习。

相比之下，美国教育能培养出具备很强创新能力的学生。就基础教育而言，美国应该感谢杜威。正因为有了杜威，美国才有了在学习教育中的主动性，包括教学的理念和发展变化，他们的教育中慢慢的意识到该如何为孩子服务，而不是要把孩子塑造和培养成什么样。包括整个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观念，而不是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观念。这样才使得美国在创新能力，特别是教育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值得我们向它学习。

管理体制上，我提倡的是“以省为主”。美国以学区划分的教育管理体制是自然形成的，这是适合比较大国家进行教育管理的一种方式。美国各个州教育差异很大，甚至连义务教育的年限都各异，但这都适应了美国各地的发展需要。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需要向它学习的地方。

上海教育：您是否对高校发展持较为悲观的态度？

项贤明：目前我们高校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作为基础。从民国时代开始，高校就一直比较缺乏自主。在高校的很多教育学者也不是很清楚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对所谓“大学精神”，大学之“气”，或者校风学风并没有很深的感受。从体制上看，我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迹象。从现状上看，人际关系日益取代学术成为中国很多学者投入主要精力的第一要素，中国高校周围书店纷纷倒闭，茶馆酒肆却越开越红火。这种风气一旦变坏，是十分可怕的。

从硬件上看，我们很多大学已达到一流水平。这就是我认为30年我们主要是外延发展而内涵建设不足的原因所在。在内涵建设方面，学校的核心是课程。我们高校的课程表与国外相比，差距颇大。各种科研项目和各种荣誉，本意是促进教育发展，但事与愿违。相比之下，大学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中落后于中小学。大学要改变起来十分复杂，课程结构、师资、资源配套等改革都比中小学难度更大。教育部也没有鼓励大学发生改变，办学自主权并未下放给大学。现在中国教育仍是卖方市场，等到人口慢慢减少，那时的中国大学招生就会出现问题，这是迟早会出现的现象。

上海教育：现在一些教师感觉目前的教育现实离素质教育越来越远，对于教育未来发展有着各种看法，您觉得未来中国教育会如何发展？

项贤明：很多中国人一贯的思维认为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就个体而言无能为力，从未思考自己可以对此做些什么。事实上，校长和老师仍有很多空间，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高中老师要保证学生高考得高分，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教师要坚守职业良心，要意识到教育学生并非只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高考，更多的是为了他们的终身发展。所以教师在保证学生成绩的基础上，还要考虑他们未来的发展等等。因此，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不要一味地把责任推给教育部和教育体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此努力践行，中国教育自然就能得到好的发展变化。

项贤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决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有在基层教育委员会工作十年的经历，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上海教育》2015年1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