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会上关于“师生矛盾”的新闻有点多，有河南的“20年后学生掌掴老师”案件，有陕西的“班主任辱骂学生20小时录音”事件。

在山东，还有一起同类事件尚未引起大家关注——

山东五莲县二中老师杨守梅对两个逃课的学生，用课本抽打的方式进行惩罚，遭到家长投诉。7月2日，当地教育部门决定，解聘该教师，并将其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

这几个事件处理结果不同，争议也很大，但也有一些共性：多发生在基层，多针对所谓的“差生”。

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岛叔刚刚带领北京外国语大学“歆语工程”暑期实践团，完成对云南省鹤庆县为期10天调研工作。

岛叔切身体会到：这些“同”与“不同”恰恰反映了当前中国基层教育深刻复杂的矛盾。

“差生”

在中国的多数地方，人们谈到教育，最爱谈论的都是光耀门楣的高考状元，比较的都是高中的一本上线率。

可是，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县域里，高中已是教育的“塔尖”。在鹤庆，多数乡镇初中的毕业生，能够考入普通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最后能够考上一本大学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如果按照高考结果来划分“好生”和“差生”的话，乡镇乃至偏远地区县城的初中是一个“差生”占绝大多数的世界。像杨守梅老师这样的县域初中教师，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工作。

但是，这些考不上大学的“差生”远比我们以为的更重要。县域的“差生”们初中毕业以后，如果不进入职高、技校，就只有两条路：外出打工、回家务农。

留乡务农又苦又穷，属于最老实巴交的“差生”。真正的“熊孩子”往往去寻找“来钱快”的行当。这些行当在乡村属于稀缺资源，常常掌握在上一代“熊孩子”手中。这构成了乡村黑恶势力的基础。这是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正是这些“差生”们给基层经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县域的年轻人正是由这些毕业留乡和打工后回流的初中生、职高生组成。这些人多数是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户。

他们在高考的指挥棒中被算作“差生”，但从中国数千年的乡村历史来看，已经是能书会写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乡村快速脱贫和发展的人力基础。

脱贫之后，乡村的进一步振兴更要以人为基。在只有三万人口的鹤庆县城周边，云南铝业所牵头投资的工业产业园已经初步投产。完整产业链建成以后将产生2万个就业岗位。

在鹤庆县以制作银器闻名的新华村，新兴的交通和物流网络让“小锤敲过一千年“的工匠们近年来快速致富。但这些初中毕业就学徒做工的银匠，既缺乏设计能力，也无法控制销售网络。他们一边过上小康生活，一边又“小富即安”。

在更广阔的农村，山区农民种出的品质卓越的水果、药材等经济作物更便利地走入广阔的市场，他们不再只是种粮卖粮，而是赚钱买粮。很多农民初步脱贫，赌博、吸毒和离婚的现象却在增加。

在“一个都不能少”的九年义务教育之下，乡村社会的大变迁都微缩县域学校的小舞台上。而在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乡村初中的多数学生还会是考不上大学的“差生”。矛盾和希望都压在县域基层教育中。可以说，“差生”好，则乡村兴。

（注：调研中拍摄的照片，并不意味着图中是本文讨论的“差生”）

褪色的光环

“差生”为主的县域学校是什么样的？调研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乡村的脱贫和初步致富让乡镇学校的教育陷入更复杂的矛盾中。

乡镇的老师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希望给村庄培养更多的大学生。老师们自己的子女多数也都考进了大学。在班级里排名靠前的学生被老师们当作自家孩子般暗自比较较劲。

对于多数没有考学希望的学生，老师们的感情很复杂，甚至受到了尊严的冲击。在访谈中，不只一位校长和老师告诉我们，学生初中毕业打工，比大学生工资高。

在新华村，当地乡村经济的样板村，一个小银匠出师以后就能拿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熟练以后月收入就能上万，自己开店更不必说。村里家家的房屋半厂半宅，富贵大气，让人羡慕。

有个女生初中没毕业，就嫁到了新华村。不完成义务教育是非法的，早婚也是非法的。班主任老师只能不断去家访要求女生回校。可学生的回答是：老师，我不想读书了。我在家里做工比你工资高。

根据我们的调研，乡村教师的收入在国家的扶持下在当地也不算低。但问题是，乡村的发展，让其他行业的人过上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教师、公务员（一般在县域里代表着高学历的职业）不再是农村孩子唯一想要成为的人。教师的权威事实上在下降。

多元化的、富裕的乡村，正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想要的乡村；重视教育、为好学生而自豪的老师，还是我们记忆中育我们成才的老师。两者出现的矛盾是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变化引发的结果。

 乡村教师的努力

面对绝大多数有“退路”、有“自信”的差生，坚守传统教育思维的基层教师们，在做什么样的努力？

一名参与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来到鹤庆县支教已经一年大学生说，她一来到当地，就认识到了乡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

于是，她列出了自己班上最学不进去的19个学生，尝试用“爱的教育”，跟每个学生谈人生、谈理想。送他们小奖品。改变教学的形式，自己精心准备生动的教辅资料。

但至少在表面上，一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用她的原话说，不少学生就像“没有缝隙”的人。他们不愿意说话，也不听不进去老师说的话。

有学生屡次打架斗殴，学校叫家长来，母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直说自己管不了孩子。孩子的父亲从打工地赶回来，见了孩子就说，扫黑除恶怎么没有把你抓进去。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和一线城市家庭的教育投入过剩相反，乡村家庭的教育能力却几乎为零，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了学校和老师身上。

（注：调研中拍摄的照片，并不意味着图中是本文讨论的“差生”）

这名支教老师后来也开始严厉地管教学生。会拿学生最在乎的事情在言语上刺激他。有时会拿教鞭轻轻打学生的手心。这样的情景发生在学生迟到、旷课、打架的日常生活中。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大学生，她知道言语刺激、轻打手心，都是体罚的一种。她说她在工作中，经常和另一名老师相拥而泣。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在调研的学校中，都存在各种大城市人眼中难以接受的各种严苛“土规”：周末结束返校进校门时要打开书包“安检”，重点是检查香烟和斗殴工具；白天学生宿舍严格锁闭，学生只能在教室、操场等公共区域午休，防止打牌、斗殴；学生吃饭时，老师端着饭碗边吃边在食堂游走巡视。

在调研中，一位教导主任曾经指着一位在学生中间巡走的女老师对岛叔说：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学生都怕她。

“差生”的快乐

在我们对学生的调研中，还得到另一种复杂的感触。李莹是调研团里的“小甜甜”，脸上总是带着礼貌地微笑。可是在第一天对学生的访谈结束后，她却闷闷不乐，心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李莹遇到的访谈对象是一个初一的小男生。从观感上讲，她喜欢这个小男生，帅气、礼貌、单纯，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气质。多数学生都羞涩不愿意开口，可是这个男生却跟她侃侃而谈。

但这个学生讲出的故事却让李莹震惊。这个学生是学校里面的孩子王。在乡村学校里，也就等同于是“差生王”。他带着学生打架闹事，惹出很多祸端。

李莹问他：你惹了事不害怕吗？这孩子说，不怕，我家里人厉害。据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就是乡里“厉害“的人，有很多普通农民无法染指的“产业”。

现在正是敏感时期，一个孩子的话不足为凭。请岛友们也不要多做联想。岛叔想说的是，在调研中，“差生”们给我们的感觉非常复杂。

经过几天的熟悉，当地的孩子们已经把调研的大学生们当作朋友。他们私下给我们的学生写了一百多封信。在临别的当晚，上百个孩子涌到我们的备课室门口向我们告别。他们还是淳朴而羞涩，很多人只是扑到大学生老师们的耳边说悄悄话，静静地抹着眼泪。

这时候岛叔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她也流了泪，却挺着胸脯大声地跟我们对话。她跟岛叔说：你以后还要带他们来。

岛叔跟她开玩笑：一定。只要有钱就来。这次他们来，除去路费，每个人只有100块钱“零花钱”。

这个孩子毫不思索、语惊四座地说：那你们怎么不找我？

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学生告诉岛叔，这孩子就是某村“一姐”。这样的孩子，成绩不好，行为也需要规范。但他们大气、自信、仗义，让岛叔禁不住地心生喜欢。

更好的“差生”

中国乡村的脱贫，是城市里制定政策的“大学生”和乡村勤奋致富的“初中生”共同努力的结果。问题是，我们的县域教育，除了要产出更多的“大学生”，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初中生”？

            鼓励职业教育是解决此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这方面，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和方案，而我国在体系建设、制度标准、配套政策等方面，改革的步子依然走的不快。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了一个具体指标：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

这首先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转变，可以从在基层教育中调整高考这根指挥棒做起。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大学生不是唯一的人才，这个方针近年来已经在推进普及。

在鹤庆县所在的大理州的一份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不唯高中论”的明文要求。其中的重点是，让更多的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灵活自由地选择职业教育深造。

“指挥棒”变了以后，县域初中的教学也有了更多调整的空间。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属性不会改变，也不能像职高那样专业化。但既然要考虑到就业和职业教育深造，初中的教学就需要为未来学生的分流做出准备。

例如，高考不考的“副课”，如音乐、美术、体育等，对于就业和职业教育却有特殊的地位。新华村的小银匠，如果在初中受到更多美术教育的熏陶，就更有可能从工匠成为“大师”。

对于走向就业的初中生来说，重视“德育”的养成教育更显重要。历史、劳动、思想品德等课应该赋予不同学生不同的重点和形式。比如，让不能在文化课中获得成就感的“差生”，在素质养成教育和劳动实践中获得成就感。

乡村教师们已经在实验这样的形式。在我们调研的一所中学，学校内专门开辟了菜地，让学生自己学习种菜。可是老师们在高考指挥棒之下，并不能把精力放在劳动课上，学生在短暂新鲜感之后，菜园子也就半途而废。

这需要从体制层面针对部分学生打破“主课”和“副课”的区别，提升副课老师的话语权，多元的选择才不会成为学生懒散和逃避的理由。所有课程的教育，都应该成为自主选择和严格要求的结合体。

“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的那位老师告诉我们，她发现“差生”也可以在学校中得到成长。有一次她“惩罚”上课不听讲的差生去为全班倒掉垃圾，那位学生竟非常开心地做了，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也许是因为他不用再上课了，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对了一件事。

当让学生倒垃圾不再被视作是一种“体罚”，当那些在小纸条上写下他们想打工、做厨师、当篮球明星的孩子不再被视作不爱学习的“熊孩子”，“严师”也会让学生感受到更多教育之爱。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才可以为乡村振兴留下更多的人口、培养更好的人才。

作者：周鑫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